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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菩提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喜亦无忧。

 
 
 

日志

 
 

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  

2007-03-26 00:39:50|  分类: 藏学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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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庆英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近两千年间,与封建君王关系密切的佛教高僧层出不穷,他们在宫廷的传法活动,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这些高僧又往往要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如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尊为国师,大量翻译佛经。佛驮跋陀罗受南朝宋武帝刘裕敬重,传播禅法于江南,又如玄奘与唐太宗,法藏、神秀、义净与武则天,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受到元、明、清三朝皇室的尊崇,一大批喇嘛相继涉足于皇家宫廷,朝廷通过这些高僧影响和统治藏族、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又依靠朝廷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十分显眼的政治、宗教文化现象。在这些活动于宫廷的高僧之中,无论从交往时间之长久、尊信之专一,影响之广大、关系之密切的哪一个方面来说,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的关系都是十分突出的。如果我们对他们二者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探讨,就可以从中了解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掌握藏传佛教的高僧在宫廷活动的大致情形。

 一  先辈奠定的坚实基础

    章嘉•若必多吉又名章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诞生在甘肃谅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中。其父名古茹丹增,土族人,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属民,后举家迁往凉州放牧,落藉于当地的藏族部落。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古茹丹增除放牧外,还为人念经诵咒,是部落中的一名咒师,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算高。按家庭出身,章嘉•若必多吉是不可能与生长于皇宫的乾隆皇帝结识的。但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在他出生的时候,青海藏传佛教的大寺院佑宁寺向西北方向寻找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发现了他这个灵异婴儿,并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经过理藩院奏准,认定他为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次年六月,佑宁寺僧众以隆重的礼仪将他迎入佑宁寺坐床。这样,年仅四岁的若必多吉就成为第三世章嘉活佛,继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关系,具备了与清朝皇室建立联系的条件。

二世章嘉活佛名阿旺洛桑却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幼年入佑宁寺为憎,十一岁时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路过青海,为他传授沙弥戒。康熙元年(1662年),他去西藏继续学经,又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在拉萨哲蚌寺获得“林塞”学位。他在西藏学佛二十多年,不仅佛学造诣很深,而且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藏传佛教的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返回青海,在佑宁寺讲经传法。此时,因蒙古喀尔喀部的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为争夺属民长期纠纷,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也插手其间,所以清朝派人入藏,要达赖喇嘛派人与清朝大臣一起去漠北调解喀尔喀部的纠纷。达赖喇嘛(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已去世,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发。仍以五世达赖喇嘛喇嘛的名义处理各项事务)派遣第四十四仟甘丹赤巴罗追嘉措前往。罗追嘉措是青海塔尔寺所辖米纳部落人,在西藏学佛时与二世章嘉活佛关系密切,所以在途经青海时又邀请二世章嘉活佛与他一起前往。康熙二十五年(1 686年),在库仑伯勒齐尔举行了会盟,由于罗追嘉措和清朝派出的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的努刀,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不顾噶尔丹派来的代表的挑剔指摘,达成了和平协议。次年,二世章嘉活佛与罗追嘉措一起到北京向康熙帝奏报,深受康熙帝器重。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罗追嘉措与二世章嘉活佛一起返回青海,罗追嘉措于当年去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世章嘉活佛奉召进京,驻锡法渊寺,被任命为扎萨克达喇嘛,连随从的十五人也由清朝供给生活口粮,这是历辈章嘉活佛担任清朝朝廷职务的开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巴桑结嘉措公布五世达赖喇嘛之丧,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二世章嘉活佛奉康熙帝之命,带送赐给六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入藏,参加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途经青海时,他与额驸阿拉布坦劝谕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正式归附清朝,进京朝见康熙帝,为康熙帝乘战胜准噶尔噶尔丹之威收服青海蒙古各部立下了功劳。但是,在次年中,二世章嘉活佛却因在拉萨时违旨叩见第巴桑结嘉措,被理藩院题奏,拟处绞刑,最后还是康熙帝下令从宽,才只是革除其呼图克图名号,免予惩处[1]。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风险,使二世章嘉活佛认识到作为一名皇室封赐品级的喇嘛。不能涉足到清朝皇室与第巴桑结嘉措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之中,开罪康熙皇帝,于是专心于在蒙古各部中传教弘法。他在回京途中于多沦诺尔及长城沿线创修寺院,组织内蒙古各处僧人学佛,在内外蒙古各部中树立起影响。当时正值哲布尊丹巴与喀尔喀部从内蒙古返回谟北,使内蒙古广大地区缺乏一位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领袖,所以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年(1 701年)任命他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事务的扎萨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到多伦诺尔避暑传法。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进一步封他为灌顶普慈广慧大国师,赐给金印。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巡幸多伦诺尔,二世章嘉活佛随行,康熙帝看到内蒙古各地的僧人都到汇宗寺学法,十分高兴,对二世章嘉活佛说:“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这就将章嘉活佛提升到与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相似的掌管一方格鲁派教务的教主的地位。

二世章嘉活佛不仅受到康熙皇帝的尊崇,而且与当时还在藩邸的皇四子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关系十分密切。雍正帝即位后编了一本《御制语录》,在后序中详细叙述了他向二世章嘉活佛学法的情形。其中说:“圣祖敕封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权善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又说:“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2]雍亲王还自己出资购买法渊寺加以整修,献给二世章嘉活佛居住,并请康熙帝赐寺名为嵩祝寺。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为争夺继位权而激烈争斗之时,二世章嘉活佛与雍亲正结下密不可分之缘,可以说他是独具慧眼,颇有政治远见的一位佛教上层人士。

康熙五十四年(1 71 5年)五月,二世章嘉活佛在多伦诺尔圆寂。他在朝廷活动二十多年,为章磊活佛系统与清朝皇室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直接为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二、少年时代与皇子的同窗之谊

    束煦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此年,青海友生了波及青海各部的罗卜藏丹津反清之乱,章嘉•若必多吉驻锡的佑宁寺当时是主要的反清据点之一。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清军在年羹尧、岳钟琪率领下攻打佑宁寺,杀僧俗六千余人,烧毁全部寺院建筑。章嘉•若必多吉在战斗发生之前即被僧人带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躲藏起来,雍正帝想起与前世章嘉活佛的关系,以五昼夜由北京传至西宁的急诏命令年羹尧将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送往京城,不得有分毫伤害[3]。年羹尧威迫佑宁寺派人接回章嘉•若必多吉,至岳钟琪军营降顺,并随清军到达西宁。因有雍正帝之命,年羹尧将章嘉•若必多吉奉为上宾,优礼有加。章嘉•若必多吉在西宁出痘,清军为他招请名医治疗,康复后还设宴唱戏祝贺。当年,遵雍正帝之命清军将章嘉•若必多吉护送到北京,此时他年仅八岁。

    对于章嘉•若必多吉进京后的生活,雍正帝亲自作了周到的安排,命令当时在朝廷的二世土观话佛却吉嘉措负责照料,教给他站、跪,行步等朝见礼仪。当雍正帝驾临土观活锦居住的旃檀觉卧寺时,章嘉•若必多吉出院门跪迎,雍正帝将他抱起,进入屋中坐枉同一坐垫之上[4]。不久,雍正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移居嵩祝寺,准他按前世所受封赏乘坐黄幛马车,坐九龙褥。雍正帝这样做,自然不仅是怀念前世章嘉活佛,还因为他看到在罗卜藏丹津之乱中青诲各寺庙和僧人纷纷响应,有的还聚集数千僧俗手持兵器与清军对抗,力量不可轻视,因此决心对章嘉•若必多吉从小加以培养,使他能够在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中成为重要的桥梁。

    雍正帝不仅让章嘉•若必多吉跟随土观活佛学习藏传佛教,并且命他与皇四子弘历 (印后来的乾隆皇帝)等皇子一同读书多年,因此章嘉•若必多吉不仅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还学会了汉、蒙古、满等民族的语文[5]。特别是他与比他大六岁的乾隆皇帝有了同窗之谊,自幼相知,这在历史上的高僧和帝王的交往中也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特例。

据《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在这期间,每当夏季苦热时,雍正帝命他与土观活佛一起到京城西郊的皇家园林居住,饮食用品也由皇室供给,另外还经常召请他们进宫,与雍正帝尊信的汉僧一起交流修法体验等[6]。在雍正帝于皇宫内举行的这些御前法会上,经常有亲王,重臣参加,受封为宝亲王的弘历也是其中之一,他还有一个法号叫长春居士,因此,虽然缺乏直接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弘历与章嘉•若必多吉在青少年时的交往应当是很频繁的,这种交往对他们各自一生的思想和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备受尊崇的国师喇嘛

    雍正十二年(1 734年),雍正帝依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章嘉•若必多吉为•灌顶普慈广慧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当年八月,章嘉•若必多吉奉命与果亲王一起去泰宁会见七世达赖喇嘛,并与副都统福寿一起护送七世达赖喇嘛从泰宁返回拉萨。次年十月,当章嘉•若必多吉在日喀则从五世班禅受沙弥戒和比丘戒时,传来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于是章嘉•若必多吉匆忙从西藏返回北京,朝见新继位的乾隆帝。乾隆帝立即下令将掌管京城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章嘉•若必多吉,封他为掌印喇嘛。乾隆八年( l 743年)又赐御用金龙黄伞,乾隆十六年(171 5年)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钦定驻京喇嘛的班次时,以章嘉活佛为左翼头班。在清代的受封的佛教僧人中,只有章嘉活佛被封为大国师,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按清朝的制度,驻京的扎萨克达喇嘛可带随从噶布楚、兰占巴二十人,格隆六人、班第六人,这些人的生活口粮等都由政府发给[7],章嘉•若必多吉地位高于扎萨克达喇嘛,其随从当不止此数。此外,章嘉•若必多吉在多伦诺尔和五台山还有自己的寺庙,另有一批徒众,为数也不少。

    除了按规定发给口粮俸银之外,每逢年节,以及传法、诞辰之日,乾隆帝还要赐给章嘉•若必多吉大量财物。《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当他五十、六十、七十寿辰时,乾隆帝都提前于上一月的二十二日派内务府大臣到嵩祝寺献礼。礼品中除了众多的金佛、银塔、玉器之外,哈达、绸缎、鼻烟壶、马蹄金、马蹄银等都以“九”为单位。次日,乾隆帝还要亲临章嘉•若必多吉的居室,颁给祝寿的诏书,并命内务府为章嘉•若必多吉举行寿宴,演出歌舞戏剧,以示庆贺。在乾隆帝的带动下,蒙古各旗王公及朝中大臣权贵也纷纷向章嘉•若必多吉献礼祝寿。有一次在五台山上,乾隆帝见章嘉•若必多吉的寝室不够宽敞,立即赐银一万两让他扩建,接着又将大臣们为乾隆帝在五台山修建的一座寝宫赐绐章嘉•若必多吉[8]。乾隆十年(1 745年),当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后,章嘉•若必多吉向乾隆帝传授了“胜乐”灌顶,乾隆帝跪受灌顶,并向章嘉•若必多吉奉献了以一百两重的金质曼遮为主的各种供养品[9]。

    在日常的礼仪方面,乾隆帝和章嘉•若必多吉之间自然要严守君臣之礼。但是,乾隆帝也多次突破这种礼节规定,对章嘉•着必多吉表示特别的尊崇。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年初,章嘉•若必多吉在进藏办理七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委任摄政、认定转世灵童等事宜后返抵北京,乾隆帝出寝宫院门迎接,并按满族的礼节与章嘉•若必多吉行抱见礼,相互问候,并互献哈达[10]。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到热河、北京朝见时,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帝的第六子是最主要的陪同者,乾隆帝曾特别传令准许六世班禅乘轿至避暑山庄的寝殿内,章嘉•若必多吉乘轿至寝殿门外。乾隆帝在太和殿会见和宴请六世班禅时,特许六世班禅乘至殿前第三层台阶,章嘉•若必多吉乘轿至第二层台阶[11]。平时,章嘉•若必多吉乘黄幛马车可出入东华门,以致“都人士女,争取帕铺途,以轱毂压过,即为有福”[12]。乾隆四十六年(1 781年)夏天,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一起上五台山,在菩萨顶举行祈愿法会,乾隆帝让章嘉•若必多吉与他同坐住一个座垫上,并说:“与呼图克图坐在一个座垫上,朕便觉得安乐。”[13]乾隆帝有时甚至不惜违背朝廷的规章,以满足章嘉•若必多吉的愿望。有一次章嘉•若必多吉患了手脚麻木、视力衰退的重病,久治不愈,对乾隆帝说如果能教人一命,或者可以得福而治愈,于是乾隆帝下令赦免一名正要执行死刑的囚犯,为章嘉•若必多吉求福[14]。乾隆帝明知为了喇嘛而赦免死囚是史家所痛斥的元朝的弊政之一,却也偶尔行之,这正表明了他对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之隆。

尤其难得的是乾隆帝对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真正是做到贯彻始终,至章嘉•若必多吉去世后,无有改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乾隆帝去五台山进香,命章嘉•若必多吉也于三月至五台山接驾。乾隆帝所题《至灵鹫峰文珠寺即事成句》,说: “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是日章嘉国师率众喇嘛诵经迎驾)。”乾隆帝离五台山时,章嘉•若必多吉已患病,仍坚持送行。四月初二日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遗言不要保存遗体,火化后装入铜塔存放五台山镇海寺。乾隆帝听到章嘉•若必多吉去世的消息后大为悲恸,以七干两黄金造金塔安置章嘉•若必多吉的遗体。在石五台山掘石窟安藏,又建大石塔于镇海寺纪念,还派章嘉•若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图克图去西藏各大寺院发放布施。做超荐法事[15]。

四、皇室兴建佛寺的顾问

    在乾隆帝兴建皇室喇嘛寺院的各项工程中,章嘉•若必多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在与章嘉•若必多吉商议之后,决定在京城之内建立一座正规的喇嘛寺院。于是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改建雍正帝即位前居住过的雍王府(雍和宫)为喇嘛寺院,修建了大经堂、三世佛殿、戒坛,药师殿,法轮殿、天王殿等,并从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七部以及藏汉地区集中五百名年轻憎人,按照藏传佛教的制度设立显宗、密宗、医宗等扎仓。雍和宫各佛殷的供佛基金和僧人们的生活给养都由清朝政府按月发给。各扎仓的堪布和教师等则由西藏各大寺院派遣有学识的僧人担任,而雍和宫的所有宗教事务都由章嘉•若必多吉掌管。

    匙雍和言之后,章嘉•若必多吉还参与了乾隆帝在北京,热河兴建喇嘛寺院的许多工程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帝为了给母亲祝寿,改北京西郊瓮山为万寿山,在山前营建大报恩延寿寺,在山后修建喇嘛寺院。章嘉•若必多吉负责山后香岩宗印之阁的四层金顶佛殿的修建及殿内密宗佛像的塑造,并依照雍和宫的制度,征集内蒙古各旗的僧人来此诵经学法[16]。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之乱后,依蒙古各部王公的请求,在热河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普宁寺。读寺建成后,乾隆帝与章嘉•若必多吉一起到该寺举行开光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该寺学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时逢孝圣皇太后八十寿辰,蒙古各部王公纷纷要求到热河祝寿,乾隆帝又在热河仿照拉萨布达拉宫修建了菩陀宗乘之庙。以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仿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在热河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供六世班禅来热河朝见时驻锡之用。关于章嘉•若必多吉在这些工程中的作用。从乾隆帝自己撰写的《普乐寺碑记》中可见一班。按该碑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因为平定新疆之后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等族首领来热河朝见日益增多,需要增建新的寺庙供他们瞻礼,恰好热河避暑山庄东北面磬锤峰下普宁寺和安远庙之间地势空旷,于是决定在该处建寺。在征询章嘉•若必多吉的意见时,他说:“大藏所戴,有上乐王佛,乃持轮王化身,居常向东,洪济群品。必若外辟重  ,疏三涂,中翼广殿,后规阉城,迭磴悬折,而上置龛,正与峰对者,则人天咸遂皈依。”[17]于是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于该年正月动工建寺,到次年八月完工,此即承德外八庙中形制独特的普乐寺。

尤其重要的是,章嘉。若必多吉还参与了乾隆帝兴建满族的喇嘛寺院的工程。 《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说:“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讦(即请太宗皇太极)居住莫顿(即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的习惯。如今想在京城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伽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如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的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于是,按照皇上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伊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为他们传授近事戒和沙弥戒。皇帝下令说:“在此寺聚诵时,必须全部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经籍,并因西藏诵经的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还专门为用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语调。”[18]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修建的这座满族僧人的喇嘛寺院,即是位于北京香山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兴建的供奉文殊菩萨的宝相寺,现巳不存。此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在热河兴建了殊象寺,其规模形式以及喇嘛全用满人等,都与香山宝相寺相同。

五、皇室翻译佛经的组织者

清朝从康熙帝开始就十分重视佛经的翻译对勘工作,康熙帝曾组织大量人力对勘藏文大藏经,二世章嘉活佛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康熙帝还命二世章嘉活佛等人在元、明两朝翻译佛经的基础上,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全部译成蒙文。乾隆帝即位之后,更为重视这一工作。章嘉•若必多吉精通多种语文。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精深的佛学知识,自然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下令说:“如今佛教盛行于蒙古,先前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巳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全本《丹珠尔》前所未见,章嘉呼图克图宜主此事,将所有疏释佛语之论疏翻译成蒙文。”接到乾隆帝的命令后,章嘉•若必多吉在进行翻译之前,先将经籍中的名词术语的译法统一汇集,加以厘定,编成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佛学词汇,题名为《正字-贤者之源》,刊布流行。经过三年的准备。于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开始翻译,到次年十一月全部完成蒙译《丹珠尔》的工作,将译稿进呈乾隆帝裁定。乾隆帝大喜,立即命内府刻印发行,传布蒙古各地。此时章嘉•若必多吉不过三十五岁,即完成了如此艰巨的翻译工作,故深受蒙藏佛教界人士赞许,七世达赖喇嘛还专门从拉萨写信给他表示祝贺。

约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配合修建满族僧入的寺院,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负责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份藏汉文的论疏翻译成满文,乾隆帝还亲自参加了校审的工作。《章嘉•若必多吉传》记载说:“文殊大皇帝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对佛教获得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成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于是从学府成绩优异的人员和在京的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的人员,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了一些有疑问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后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19]。礼亲王昭(木+连)所著的《啸亭杂录》中也说:“乾隆壬辰(1 772年),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语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睐,故设清文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20]在翻译过程中,还由章嘉•若必多吉奏定条例清单,规定哪些应该翻译,哪些后人的著述不必翻译。还有一些乾隆帝认为不利于清朝的著述,如钱谦益的《楞严蒙抄》,则下令撤毁。这样一来,经过翻译佛经也同时进行了一番整理选择,将不合乾隆帝口味的一些学者著作从佛教论著中清理出去。

六、处理蒙藏事务的参谋和助手

章嘉•若必多吉受到乾隆帝的尊崇和封赏,自然与清朝的命运紧密相连。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章嘉•若必多吉都要以佛教高僧的身份祈祷佛法护佑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缅甸军队进攻云南的盏达、陇川等地,中缅发生战争。乾隆帝派兵出征,并降旨召回在五台山坐静的章嘉•若必多吉,命他在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岛白塔下的寺院,寺名仍然叫永安寺)作为期七天的法事,供奉吉祥驱敌天女,护佑清军战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军攻打金川的战事激烈进行,章嘉•若必多吉又多次奉乾隆帝之命举行抛掷食子供神的法事,祈祷清军战胜。这些都是乾隆帝要章嘉•若必多吉以佛教的法力(无论乾隆皇帝自己是真的相信还是仅仅把这作为鼓舞军心民心的一种方法)来帮助朝廷。但是,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自然不会仅限于宗教事务方面,由于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领袖的身份以及他两次入藏、多次到多伦诺尔居住,使他对蒙藏上层首领及宗教人士的实际状况和心理活动有深刻的了解,并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又长期生活在朝廷,对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大政方针也很清楚,因此他对乾隆帝处理有关西藏及蒙古的一些事务能提出意见,协助实施,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甚至有时还能犯颜直谏,纠正乾隆帝的某些错失。

    乾隆十五年(1 750年)十月,西藏发生了瑞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长期受雍正、乾隆帝重用的颇罗鼐病故后,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权势过重,骄纵日甚,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执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又聚众数千,烧毁驻藏大臣官署,杀死傅清和拉布敦。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帝在震怒之余,认为这是对藏人加恩过重所造成的,今后对于藏入不能授以权柄,决心在拉萨建一座汉式大城,设置总督,派一名提督领兵一万驻扎,并在西藏各地设道,府、知县等官,将西藏一切事务交由清朝官员处理[21]。正如乾隆帝在该年十一月丙寅的上谕中所说:“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资产,岁入必极丰富,若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是供驻兵干人而有余。……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22]在这种情况下,章嘉•若必多吉长跪不起,向乾隆帝恳切祈求:“陛下父祖竭力尊崇佛教,尤其陛下是最为关心佛法事务的大法王,西藏乃教法发源之地,如果按圣上所下的旨令,西藏地方的佛教必将衰微,万望陛下无论如何以恩德护持佛教。”这实际是提醒乾隆帝注意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照顾藏传佛教固有的地位和利益,不要在西藏采用与统治内地相同的办法。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劝阻下,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乾隆帝最后收回成命,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由此确定了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23]。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去世,乾隆帝派章嘉•若必多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当时西藏的几个护法降神指认不同,长期争执不下。章嘉•若必多吉请六世班禅指认后藏托卜加地方出生的坚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同时。乾隆帝还任命第穆活佛阿旺坚白德勒嘉措为摄政,在八世达赖喇嘛成年之前掌办政教事务,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章嘉•若必多吉在拉萨对本来地位并不太高的第穆活佛表示非常敬重和支持,使得西藏地方政权的摄政制度顺利确立下来。但是,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藏格仓静修寺的僧人扎德格西仍然认为前藏出生的一个儿童是七世这赖喇嘛真正的转世,将灵童接至本寺,以致有许多人宣称这个灵童才是真正的第八世这赖喇嘛,在僧俗人士中造成混乱,影响到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驻藏大臣将此事奏报后,乾隆帝大怒,下令将扎德格西和灵童押送北京治罪。章嘉•若必多吉深知认定活佛的转世是藏传佛教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压制和杀戮的办诀去解决会种下长期的争端,于是向乾隆帝劝谏说:“这样做对佛教不利,不如将那个灵童送往后藏扎什伦布寺,让他做班禅大师的侍从,不仅对眼下有利,事情也会如泉水自干,对达赖喇嘛的事业也不会带来危害。”这一意见为乾隆帝所采纳,赦免了扎德格西和灵童的死罪,平息了一场风波[24]。

章嘉•若必多吉还利用他在蒙古各部中的巨大影响来帮助乾隆帝巩固对蒙古族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当清朝为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之乱在新疆用兵的紧急时刻,因喀尔喀部的达尔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在陪同阿睦尔撒纳进京朝见的途中放阿睦尔撒纳逃脱,被乾隆帝赐死,引起其弟二世哲布尊丹巴和各部王公的强烈不满,喀尔喀人心浮动,图谋反清。此时扎萨克图汗部郡王青衮咱卜发动“撤驿之变”,阻断清军的后勤通讯,以二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各部也准备起兵反清。在这紧急时刻,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迅速前往喀尔喀谈判。章嘉•若必多吉在动身前往时,先写信给二世哲卜尊丹巴,说明不能作乱的道理,派自己的侍从星夜送去。二世哲布尊丹巴接信后,听从章嘉•若必多吉的规劝,命诸部首领罢兵,变乱遂告平息,使乾隆帝度在处理喀尔喀的问题上度过了一大难关。

    喀尔喀部的哲布尊丹巴的转世问题,在乾隆年间也是一大难题。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出自土谢图部汗王家族中,二世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部达尔汉亲王敦多布多尔济之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去世。乾隆帝因哲布尊丹巴转生于喀尔喀部王公家中,政教权力集中于一家,权力过重,不便控制,于是遣使西藏,指令让三世哲布尊丹巴出生于藏族地区,于是认定里塘出生的意希丹贝尼玛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乾隆帝的这一做法引起喀尔喀部的王公和僧人们强烈反感,开会集议,由库伦办事大臣桑齐多尔济转奏,要求让三世哲布尊丹巴居住在多伦诺尔,不要到喀尔喀部,遭到乾隆帝的斥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下令第三世哲布尊丹巴送往库伦,途经多沦诺尔时,由章嘉•若必多吉给他剃发授戒,并陪同他到热河朝见乾隆帝,但是三世哲布尊丹巴抵库伦坐床后,一些喀尔喀部的蒙古憎入仍对藏族出身的第三世哲币尊丹巴不予承认。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有一个喀尔喀僧人宣称自己的侄子是二世哲布尊丹巴的真正转世。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忿怒,准备从严治罪。后来也是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建议下,将那个喀尔喀僧人及其侄子迁到热河的寺院中居住,避免了事态扩大。正因为章嘉•若必多吉在处理喀尔喀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世哲布尊丹巴洛桑图丹旺秋(为八世达赖喇嘛的伯父之子)从西藏去喀尔喀部时,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到多伦诺尔为四世哲布尊丹巴剃度并授沙弥戒,然后与哲布尊丹巴一同到热河朝见。

    由于乾隆帝倚重章嘉•若必多吉协助处理蒙古事务,所以章嘉•若必多吉的影响不仅及于内外蒙古及新疆、青海,就是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也对他十分崇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等人到热河朝见,土尔扈特部诸首领除向乾隆献礼外,还专门向章嘉•若必多吉献礼。回归的土尔扈待部的主要首领之一台吉雅兰丕尔还向乾隆帝请求,情愿舍弃妻子、财产和属民,跟从章嘉•若必多吉受戒出家,经乾隆帝同意,推兰丕尔成了章嘉•若必多吉的近侍弟子,不再返回本部[25]。

  总之,章嘉•若必多吉通过与乾隆帝的密切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种关系,为后来清朝诸帝和历辈章嘉活佛所继承。历代章嘉活佛与清朝皇室的关系,是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1]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申条。

[2] 《卫藏通志》卷一,《御制语录后序》。

[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

[4]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

[5]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五章。

[6]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五章。

[7] 妙舟《蒙藏佛教史》,第六篇,第二节《喇嘛之种类》。

[8]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二章。

[9]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一章。

[10]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六章。

[11]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一章。

[12] 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见《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398页。

[13]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二章。

[14]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九章。

[15]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三章。

[16]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八章。

[17] 乾隆帝《普乐寺碑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八章。

[18]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19]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二十章。

[20] 转引自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参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甲戌上谕,《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192页。

[21]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22] 《清代藏事辑要》,169页。

[23]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24]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三章。

[25]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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