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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菩提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喜亦无忧。

 
 
 

日志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影响  

2007-03-26 00:07:34|  分类: 藏学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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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国 庆

(作者简介:曾国庆 ,(1956—)男 ,藏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人,迄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从事藏学研究。出版有《清代藏史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等著作。)

                  一

  格鲁派俗称黄教,15世纪初叶自宗喀巴大师创立以后,该派鉴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宗教弊端,进行了一场大的改良藏传佛教的运动,提出并制定了一整套的理论学说,严格了清规戒律,加之在世俗统治者的支持下,因而在短短的100多年间,很快后来者居上,不仅赢得了广大藏族地区僧俗民众的拥护和崇敬信仰,也赢得了蒙古地区善男信女的虔信。由于黄教日益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虔诚的藏蒙佛教信徒们,对于大喇嘛“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且被其影响极深,颇有须臾不能没有之势。由此也引发了清初中央政府的担忧和异议:“蒙古诸贝勒舍本国之语名号,具学喇嘛,致国势衰微,当以为戒’’ [1] 。“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顾,此风极宜变易” [2] 。“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资,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 [3] 。然而,朝廷虽有此番见解,但在实际过程中,他们也知道精神统治的巨大潜力和作用,是暴力武装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强悍勇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征服,使之俯首帖耳。所以,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当雄长蒙古各部的准噶尔部于大西北发动叛乱时,在蒙古民族中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黄教高僧哲布尊丹巴,充当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协调人的独特角色,规劝三汗部首领,“率七族喀尔喀等来归最有功”。以后,喀尔喀部配合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骚乱。再者,达赖喇嘛号令藏蒙诸部,在世俗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清初各部纠纷诉于达赖喇嘛,听令裁决而后行之,等等。这些使清政府充分意识到:“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4] 。当然,清初中央政府宠信黄教及黄教僧人的目的很明确,既不是像元朝政府那样“曲庇谄敬番僧”,也非“祈福祥,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 [5 ] 。说白了,清政府就是因势利导,对内利用黄教传统的力量和社会政治影响,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易其政,不易其俗”,来实现驾驭蒙古诸部,安抚广袤藏区,消除各分裂势力;对外一致联合,与沙俄等外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达到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

  清朝政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对于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教派及其上层高僧赏给名号,授予同蒙古各部封建王公相同的品级特权,使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清朝入主中原后,朝廷多次派人入藏延请达赖喇嘛进京,不仅敕建西黄寺驻锡之所,隆重款宴,多予钱财,礼品相赠,优礼有加,每年还定例赏赐达赖喇嘛5000两白银作为赡养,授予“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号。自此,达赖喇嘛的佛教领袖地位被正式确定,其历辈转世“灵童”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制度,这些也说明了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关系。达赖喇嘛由于得到了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帮助,因此其号召力不断扩大。各藏族、蒙古族地区益加敬信,前往熬茶、布施者络绎不绝,财源滚滚流入,为格鲁派在各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从而在规模、数量、信教人数等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院集团。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其他格鲁派高僧也持一视同仁的政策。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帝亲颁谕旨:“班禅呼图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 [6] 。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又一大活佛转世系统形成。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数次敕封了在历次反对叛(骚)乱斗争中,对祖国统一作出过贡献的高僧。如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喀尔喀部内附有功,封为“大喇嘛”;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又以其劝令喀尔喀各部王公不附逆青衮杂卜之乱有功,再封“敷教安众大喇嘛”名号;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和1731年(雍正九年),察木多(昌都)强巴林大寺帕巴拉六世济克美丹嘉木措及类乌齐噶举派大活佛因援助清军进藏平定准噶尔之乱或驻防有功,也受到呼图克图的册封;1792年(乾隆五十二年),济咙呼图克图因协助清军反击廓尔喀侵藏有功,特准袭封“慧通禅师’’法号,等等。另外,一些享誉藏、蒙地区,且很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和著名领袖人物,如西康地区理塘寺、德格寺,青海的塔尔寺、佑宁寺,甘肃的拉卜楞寺,西藏的“四大林”〔即功德林、丹吉林、锡德林、策默林〕,北京的雍和宫、嵩祝寺以及这些地区的嘉木样、济咙、章嘉、第穆、乍丫、土观、哲布尊丹巴、惹征(热振)八大呼图克图和其他众多的活佛,无一不是在清廷的扶植册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据1737年(乾隆二年)清理藩院造册详知,是时“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万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万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7] 。

  清代全国共设有呼图克图160人。按照清时期地域划分,其中驻京(北京、热河、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 喇嘛13人,藏(西藏)喇嘛31人,番(四川、青海、甘肃)喇嘛31人,游牧(察哈尔、蒙古、土默特)喇嘛76人 [8] 。对于这些高僧活佛,清廷参照世俗等级制度,制定了不同的喇嘛等级(即职衔):“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曰‘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扎萨克喇嘛’;其次日‘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其次日‘德木齐’,曰‘格斯贵’;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 [9] 。对于不同等级的大活佛,清廷在封建特权方面,如赏赉、廪饩、薪俸、服饰、用具、车轿、随带奴仆等,甚至册封的封文是纯金、镀金,还是银、铜质的,哪些僧人可给予印信,哪些人授以禁条、度牒,不给印信,都有不同规格的待遇。清廷羁縻笼络格鲁派上层活佛的政策还不仅限于上述政治上的确认及赋予各种待遇,在经济上也给予了许多特权和优待。差徭赋税是封建农奴主统治阶级剥削人民,赖以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喇嘛们不仅“不应差徭、不纳税”,许多寺庙的差徭钱粮被“概行豁免”、“优免”,一些享有特权的高僧还向劳动人民征收赋税、派差、无偿支用乌拉等。为“敬一人而万人悦”,也有利于维系藏蒙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廷对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等格鲁派高僧,更是给予优礼:自七世达赖喇嘛起,每位转世灵童之父或家眷均被授以“辅国公”爵位,并为其家族划分大量的田产、成百数千的奴仆等;达赖、班禅进京朝觐,朝廷一路恩准赏赐御用各类用具,皇帝亲迎以最高礼节待之;西藏地方所征赋税等,也全部交由达赖、班禅支配使用。此外,除前面提到的政府定例按年拨给数千万两白银的财政资助外,其他额外的金银钱物的赏赐更是不可计数。如每次达赖、班禅等格鲁派高僧莅京,清廷所赐不计黄金,仅白银都在十万两之巨以上,还有大量各类珍宝、物品等。

                  二

  藏传佛教在清王朝的崇奉扶植下,势力很快得到了膨胀壮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如不善加管理约束,任其无限发展,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统一势必构成极大的威胁和后患。雍正初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邻近诸多寺院,甚至像塔尔寺、佑宁寺这样著名的大寺庙的数千名喇嘛被裹挟参与叛乱;乾隆年间,廓尔喀人大举入侵后藏,也是由于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因为平分赙金不得而引狼人室、挑动起来的。所以,清廷最初在中央设有分管喇嘛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之外,于《理藩院则例》中还专门订立了一系列针对僧侣的法规条款。对有各类问题的僧侣的处罚包括鞭责、抄没财物、罚钱粮、革退、监禁,直至斩首等。在这方面,清政府着实处理了一些渎职、肆意妄为、违法犯罪的僧人。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曾被封为归化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尽管他在清初为蒙藏上层与满州贵族联系、为促进多民族国家统一做出过贡献,但是,后来他私自逃往尚未被统一的蒙古厄鲁特部,“充当奸细,煽惑蒙古”。五年后,清廷将其抓获,经三堂会审核实,凌迟处死 [10]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平息准噶尔部骚扰西藏后,逮捕了占据西藏各大寺庙的准噶尔僧人101人,将其中五名被准噶尔部授为总管的喇嘛“即行斩首,其余九十六名准噶尔喇嘛尽行监禁” [11] 。雍正初年,附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青海诸寺呼图克图也遭正法。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入侵后藏,当时扎什伦布寺四、五千僧人尚知坚守抵御,而该寺济仲喇嘛等五人置后藏地方安全于不顾,“于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称不可与贼战,至众心摇惑,将派出堵御之喇嘛番众,尽数撤散。于是,廓尔喀毫无畏忌,遂至庙中劫掠金银供器及塔上镶嵌松石、珊瑚等物” [12] ,西藏地方的财产蒙受很大的损失。清政府经过查实,将济仲喇嘛“剥黄处决”,其余解京。为此,乾隆帝还专门下了一道谕旨,阐述了清政府对藏传佛教恩威并举的政策:“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设如元季之供养喇嘛,一意崇奉,漫无区别,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截手之事,令喇嘛等无所忌惮,尚复成何政体!此次办理占卜惑众之罗卜藏丹巴(即济仲喇嘛——作者注)一事,即于卫护黄教之中,示以彰明宪典之意” [13] 。

  在以法规条款对犯罪僧侣制裁的同时,清政府对各地喇嘛寺庙的规模、寺庙经济和住寺人数都做出了规定,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清驻京喇嘛、游牧喇嘛限数《理藩院则例》均有详细规定,《蒙古源流考》也有记载。而藏喇嘛,当时仅前藏拉萨就有寺僧1.7万人(布达拉宫500人、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 [14] 。但是对于参与了叛乱的寺庙及僧人,中央王朝事后必定严加控制其规模和人数。对其管理,驻京喇嘛中,经过清政府认可的,按其等级颁以印信、度牒、禁条、札付、路引等,以兹更好“稽查约束”之。印信是颁给较高职衔的大喇嘛或土司的凭证,是他们“统摄”领导部属的权力象征。度牒、禁条是合法出家人的证明书。札付是低一级僧人的委任书。路引则是他们必备的通行证。对于藏、蒙族地区的喇嘛,朝廷虽没有发给度牒,但是依然实行管理和稽查。规定“达赖喇嘛将所管大小寺庙喇嘛造册,并令噶布伦将卫藏所管地方及呼图克图等所管寨落户口,一体造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备查”。1742年(乾隆七年),还正式建立了大活佛定期朝贡的制度。规定达赖、班禅轮流隔年一次遣使进贡,察木多帕巴拉呼图克图等五年一次进贡,旨在使之“心生敬畏”,时常不忘表示对中央政府的臣服关系 [15] 。另外,对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的封赠、废黜大权,朝廷牢牢地掌控着。对各大寺院活佛堪布的人事擢用,规定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呼图克图决定,并发给签有三人印章的委任书方为有效。外出朝佛僧侣必须持有朝廷颁给的路引(通行护照)。青海蒙古王公迎请西藏高僧,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发给路引始准通行,一经查出私自往来,严惩所属堪布及扎萨等主管人员。

  “金奔巴瓶”掣签的设立,是清中央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使宗教监管权的一项创举。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通常做法是请前藏职业的宗教人员,即专门降神做法的“乃琼”(gnas-chung,清代官方文件作“吹忠”,俗称护法神)打卦占卜决定。但行之既久,弊端丛生,一些上层大贵族为争权夺利,利用此行贿“乃琼”,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授意,令其指谁” [16] 。致使“呼毕勒罕”(蒙语,意为佛的化身,即转世“灵童”)“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递相传袭”。如此引发了各地僧俗不服,纷纷上告,社会动荡的不利局势。为除积弊而服人心,稳定藏蒙社会秩序,18世纪末期,乾隆皇帝下令于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设一个“金奔巴瓶”,凡于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时,将所选数名“灵童”的名字、生年月日,以满、汉、藏三种文字,各书于象牙签上,置金瓶内,请高僧祈祷七日,然后由驻藏大臣及各呼图克图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蒙古及中原地区灵童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当众于瓶内掣取一签,当签者即为转世“灵童”,最后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确定。由上我们可以得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及僧人并不是一味放流、任其随意发展和为所欲为的。

                                           三

  应该承认,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当然也不乏其消极的后果。

  首先,广泛吸收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藏传佛教,是藏、蒙等族人民共同心理状态的反映,也是这些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清政府尊崇并扶植它,不仅赢得了格鲁派上层人物的欢心和拥戴,赢得了民心,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无论是在清初开国创业及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内忧外患、大敌当前,各地上层喇嘛、蒙古王公均能“倾心中央”、“勤修职贡”,坚定地依附在中央政府周围,反对分裂,同仇敌忾,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如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七世达赖喇嘛身体力行,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安民告示,劝谕广大僧俗百姓积极支持协助清军除逆敉乱。再如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献身民族团结事业;三世章嘉活佛辅佐朝廷,效力国家,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清政府扶植、推崇藏传佛教,客观上对中华民族建筑艺术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诸如遍布全国数省成百上千的藏传佛教庙宇,将平面立体之厚实壮观的台、塔、堡垒式藏族建筑风格,和楼、殿、亭、阁之斗拱、梁架、藻井等汉族建筑艺术,有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美化了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了数百年各民族共同建设我们国家的历史事实;同时,众多寺庙云集了来自四方各族的香客,他们聚集一堂研习佛经,造纸、刻版、印刷,弘传保存了大量藏族文化遗产,刺激了独特的藏族“僧侣文化”的发展,也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藏、蒙族知识分子。还有闻名于世的藏传佛教经典著作《甘珠尔》、《丹珠尔》,集藏族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知识为一体,是一部藏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朝廷不惜财力,组织大量人力曾数次将它们全译或部分译为蒙文、汉文、满文,使之广泛传播,影响着这些兄弟民族。以后,随着佛经翻译及民族交往的扩展,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多民族语文对照的大辞典应运而生,如《五体(满、蒙、藏、汉、维)清文鉴》及《四体(满、蒙、汉、藏)合璧文鉴》、《西域同文志》,等等 [17] 。

  再次,由于清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特别是对15世纪才兴起的格鲁教派的尊崇,致其势力逐渐强大,取得了压倒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和噶举派(白教)的绝对优势,并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大权。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清朝规定,不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其全部财政收入,俱归人寺院,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支配,且大量的格鲁派寺院周围数十里或一二百里的土地、牧场也被纳为庙产。由此,格鲁派寺院集团轻易地聚集了大量的钱财,用于非生产性质的宗教事务中。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男子流向寺庙,就西藏地区而言,“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者” [18 ]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脱离生产的寄生的社会阶层。广大的劳动人民被迫世代支应着各种沉重的乌拉差役负担,在低生产力水平下,终年含辛茹苦生产出的有限农产品,也被寺院无谓地消耗。而广大百姓的生活,仅仅是勉强能够维持自身的度日,扩大再生产及技术革新等就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藏族地区的经济长期陷于停滞落后的状态。据统计,清前期全藏有寺庙3700多座,占耕地面积118.5万克(亩),为全藏耕地总面积的39%,占有牧场400多个,占有农奴十数万人 [19] 。喇嘛人数占总人口的33.6%。再者,格鲁派主张严守戒律,禁止僧人娶妻生子,这必然对大多数信仰该教的藏族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起着重大的抑制作用。据文献记载,从18世纪80年代西藏人口的94万到1951年的105万,210年仅增长11万人,几乎陷于停滞状态[20]。相反,占总人口2/3弱的劳动阶层除了老弱病残及儿童外,妇女承负着社会生产的重担,她们生活极度贫困,食宿不得温饱,早产、流产及各种疾病普遍,以致婴儿成活率很低或发育不良,等等。总之,生产力低下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生长缓慢和人口素质的不高也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要由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从事生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以外,清廷大力扶植倡导格鲁派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二)[Z]:页九

[2]魏源 . 圣武记(卷一二)[Z]:

[3]王先谦 . 东华录(卷一〇)[Z]:

[4]御制喇嘛说[Z]: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七),页六

[5]昭 琏  . 啸亭杂录(卷一〇)[Z]:

[6]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Z]:P7

[7] 魏源 . 圣武记[Z]:卷五

[8]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 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P83

[9]大清会典(卷六七)[Z]: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P97

[10]王先谦 . 东华续录(康熙朝)[Z]:卷六〇

 [11]清圣祖实(卷二八九)录[Z]:P13

[12]周蔼联 . 西藏纪游[Z]:

[1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M]:P9

[14]不著撰人 . 番僧源流考[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P93

[15]张羽新 . 清政府与喇嘛教[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P146—152

[16]不著撰人 . 番僧源流考[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P38

[17]张羽新 . 清政府与喇嘛教[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P163—177

[18]佚名 . 西藏记(卷下)[Z]:

[19]彭英全 . 西藏宗教概说[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P122[20]刘瑞 . 中国人口·西藏分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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