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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菩提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喜亦无忧。

 
 
 

日志

 
 

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  

2007-05-28 19:52:53|  分类: 藏学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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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龙 邓小咏

  新中国建立以后,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这方面的总结和回顾文章已经不少。但是,在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许多学术先贤、高僧大德撰写过不少著述,成就卓然,而这方面的回顾和总结性文章极为鲜见。本文谨就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一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分成文章(用双引号括出)和书籍(用书名号括出)两部分叙述。

一、文 章

  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中的重心之一。据统计,1949年以前西藏宗教类的文章约330多篇(含译作)[1]。当然,如果我们剔除那些学术性不强、论述一般或条目重复的文章,算得上学术文章的并不多。在此我们择要介绍如下:

  通论方面文章最多,有些是翻译作品,其中林有壬译的“喇嘛教的研究(1、2)”[2]、龙腾渊译的“西康之宗教”[3]、寂悟译的“喇嘛教的分派及其发达”[4]、范石轩译的“喇嘛教小史”[5]和张岭山译的“蒙古的喇嘛与喇嘛庙”[6]等比较重要。上述文章中,“西康之宗教”简述了西康宗教信仰的一般概貌;“喇嘛教的分派及其发达”则分析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及其发展简史;“喇嘛教小史”对喇嘛教起源、元代之喇嘛教、流行于蒙古之喇嘛教、流行于西伯利亚之喇嘛教以及清代之喇嘛教等作了简述;而“蒙古的喇嘛与喇嘛庙”则是对蒙古喇嘛及喇嘛庙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在藏族宗教方面的研究不断加强,撰述的文章不断增多,而翻译作品则逐渐减少。

  撰述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初为数寥寥,只有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7]值得一提,其体系构造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论著的雏形。刘家驹1936年发表的“西藏历代藏王及达赖班禅史要”[8]一文简述了历代藏王世系、达赖班禅世系及其与中原中央政府之关系。这篇文章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一反过去许多著述相互转抄、以讹传讹之弊,广泛参阅西藏历史论著、考究历代藏王业绩、分析达赖班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再辅以藏文史籍和历任藏政之大堪布口述材料而撰成。只是人名地名多系音译,年代照藏俗以干支纪年,使用时稍有不便。同年,法尊法师也发表了两篇力作:“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立”和“西藏佛教的建设”[9]。在前文里,法尊法师旨在向国内佛教同人介绍“西藏佛教之经过程次和他的建立”,“并以之促进(内地)佛教之建设”。法师首先追溯隋唐以降之西藏佛教旧派略史,然后详尽描述西藏佛教中兴时期迦当派(噶当派)之略史、萨迦派之略史、迦举派(噶举派)之略史、复兴西藏佛教迦当派(格鲁派)之略史,并总论西藏佛教兴衰之原因,再叙述汉地佛教各宗过去之略史,最后提出今后建立中国佛教之意见。文章覆盖面广,叙述严谨有序,创见甚多,是迄今为止对西藏佛教教派发展史描述较为清晰、主次较为分明的学术论文。在后文里,法师从佛教僧人的独特视角,分析和研究了西藏寺僧之组织(寺院组织、僧侣组织)、西藏僧众之生活、西藏寺僧之制度、西藏寺僧之教育(未考前之僧众、考试之制度、考后之选任)以及西藏僧众之参政等问题。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西藏佛教之研究、了解、认识,从而促进内地佛教之建设。

  “欲明了西藏之文化、政治及人民生活之状况,非对于喇嘛教有一种详确之解剖不为功”,张辛南在参阅相关著述的基础上撰成“西藏之喇嘛教”[10]一文,首先分析了喇嘛教形成的“背影”(背景),认为喇嘛教是佛教在藏区的本地化,形成过程中深受原始宗教黑教(“巴恩教”,即苯教)和中印文化的影响,然后简述了喇嘛教的发展历史、政教关系、达赖班禅世系、喇嘛教教派等。格桑泽仁的“西藏佛教之势力与三民主义之推进”[11]叙及西藏佛教派别、寺院组织、达赖班禅及其政教地位、喇嘛行政系统、财政、武力等,较为简略。蒋振西的“西藏政教制度历来相互之关系”[12]主要讲述了历代达赖世系及其政教地位,并呼吁在当时达赖内向中央之际巩固其宗教地位、加强西藏政务。

  相比之下,曼苛的“西藏神秘的宗教”[13] 写得较为全面一些,分为绪论、西藏宗教之起源、宗教之派别及其现况、喇嘛教之形形色色、喇嘛教琐记、结论等六部分。其中“喇嘛教的起源”分“神的时代”(聂日赞普以前)、“人的时代”(聂日赞普到松赞干布时期)、“发达阶段”(松赞干布以后)[14]三节叙述;“宗教派别及其现况”内容涉及红教和黄教,但重点描述了黄教的寺院组织、活佛产生、择立方法、自卫组织及其势力影响;“喇嘛教之形形色色”叙及僧侣服饰、喇嘛教旨、寺院教育及各种宗教仪式等;“喇嘛寺琐记”简述了寺院建筑及拉萨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等重要寺院的基本情况。行文通俗易懂,但也有某些印制错误,比如“班禅之于前藏,达赖之于后藏”、“喇嘛族自称果母巴(Gompa)”等。陈健夫的“西藏佛教的过去与现在”[15]涉及西藏佛教起源、教派及其势力消长、达赖班禅等方面,但其重点在描述教派及其势力消长、达赖班禅历史及西藏佛教现状,其中“达赖大师事迹表”、“班禅大师事迹表”以及拥有百名以上喇嘛的74所喇嘛寺统计表极有史料价值。阴景元的“西藏佛教的检讨”[16]真是对西藏佛教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番检讨,内容涉及传入西藏前的印度佛教、佛教在西藏的衍变、红教黄教的由来、达赖班禅的世系、喇嘛的一般(情况)、西藏三大寺概况以及佛教在藏盛行之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文中的“达赖大师世系表”(1—13世)和“班禅大师世系表”(1—9世)颇为详尽,分“大师名号”、“诞生地及年月”、“圆寂地及年月”、“事迹记要”诸项。

  刘振卿的“清代喇嘛制度”[17]、胡翼成的“论康藏喇嘛教制度”[18]都讨论喇嘛制度,前文叙述清代崇尚黄教以治西藏、制定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世系等史实,后文讨论康藏信奉喇嘛教的一般情况,并与欧洲中世纪相比较,不过行文零乱,引文间杂其中,不甚规范。罗桑趣吉尼玛的“西藏佛教源流总说”[19]、功德海的“西藏宗教源流简史”[20]、法尊的“西藏佛教概要”[21]都是有关藏传佛教的导论性作品,不过前两文系藏人传统的佛教史著述,虽然对藏传佛教的历史与教派源流叙述较详,但其中多间杂传说故事,神秘色彩较多;最后一篇则是汉族名僧、藏传佛教著名学者法尊的研究成果,编撰更为符合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规范,此文简要描述了藏传佛教历史、教派源流以及政教关系等。周长海的“西藏宗教研究”[22]是综论西藏宗教概况的一篇力作,文章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中,作者初步考证了苯教的历史分期(历代之概)、崇拜之对象、信仰之形式、信徒之情形、分布之状况以及西方学者的观点(西儒之见地);第二部分“佛教入藏与喇嘛教之成立”中,作者考述了佛教传入西藏的种种说法,即佛教入藏之神话、联姻政策促成佛教入藏、回教膨胀迫使(印度)佛教东传、佛教在藏之宏布及演变(前弘期);在第三部分“喇嘛教之复兴及革新”中,作者叙述了朗达玛灭佛、喇嘛教之复兴(后弘期)、宗教改革之崛起(从元代八思巴确立喇嘛教地位到明代宗喀巴宗教改革)等史实,并简述了藏传佛教教派源流等;在第四部分“结论”中,作者认为西藏人口减少与喇嘛教有关,西藏之宗教文化之所以能长期维系,与其高山环绕、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有关。此文征引宏富、资料丰富,较有参考价值。郭沅卿、杨仲华的“西康宗教源流”和李民的“青海喇嘛教”[23]分别简述了西康和青海的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概况。类似的文章还有黄忏华的“西藏佛学谈概”[24],但过于简约。

  李式金的“西陲喇嘛教盛行的原因”[25]则着重说明孕育于西藏本土的藏传佛教后来盛行于中国西北广袤边陲的历史根据。冷亮的“西藏宗教与政治之关系”、谭英华的“喇嘛教与元代政治”[26]都是本时期探讨政教关系的好文章。

  藏传佛教史研究方面尤为重要的人物及著述有:

  韩儒林先生(1903—1983)的“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27]是藏传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杰作。大宝法王(rin-chen-chos-rje,1384—1415)是明代三大法王之一,法名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明史》称其为哈立麻,即噶玛巴。幼年被认定为黑帽系第四辈活佛瑞贝多杰的转世灵童,被迎请至则拉岗出家,为噶玛巴第五辈活佛。1406年启程前往南京,翌年初抵达并朝觐明成祖,受到皇室人员和朝野上下的盛大欢迎。在南京期间,他曾将藏区普遍推崇的蔡巴《甘珠尔》手抄本推荐给明成祖,明成祖即命其担任永乐版《甘珠尔》刻本的总纂,付梓刊行。后来,他被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等,特别颁赐之物为金丝镶边的黑色法冠作为传世之宝。此后,历辈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均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地位高于大乘和大慈法王,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韩儒林先生的“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根据《明史》等有关史料对上述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述。

  任乃强先生有名的“吐蕃丛考”系列文章[28]中,就有好几篇是有关藏传佛教研究的杰作,它们是:“佛家之宇宙构成说(之二)”、“释迦牟尼生卒年考(之三)”、“大昭觉阿佛像入华考(之四)”、“金刚座瑞像说(之五)”和“司青王迎旃檀像考(之七)”[29]。本时期他所著的其他文章还有“喇嘛教民之转经生活”、“喇嘛教释名”和“喇嘛教派释名”等,其中第一篇探讨与藏族人民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的生活与文化,后两篇对“喇嘛教”与“喇嘛教派”之名义进行语言与历史的初步考察。

  法尊法师的“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30]详细考述了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及其领袖人物统治藏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同时列述了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中原各地的传播与影响。王宜昌也从类似的角度对藏传佛教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于1941年发表了“喇嘛教在中国”一文,紧接着又在第二年发表“‘喇嘛教在中国’补遗”[31],对上一篇文章之不足给予修订和补充。

  典籍教义讲论方面最早的、也是较为重要的是观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佛教之无我轮回论(1—6)”[32]。后来发表的较重要的文章还有吕澂的“西藏传本摄大乘论”[33]、周谌然的“西藏文大藏经考略——指甘珠尔、丹珠尔二藏经而言”、韩镜清的“西藏传本《瑜伽师地论·思所成地》体义伽陀嗢柁南之分析”[34]等。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京的外国友人中有一位俄国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钢和泰[35]。他在1912年曾从过往商人手里购得十八世纪喇嘛文告一幅,将文告上的藏文译成英文并加考证注释,1923年7月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题曰“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1925年3月,钢和泰复从商人处购得1734年班禅喇嘛告谕一幅,亦系藏文,他复加考证译释,译成法文发表于法文版《北京政闻报》(Politique de Pekin)第14期(1925年4月5日)。吴宓先生将此文译成中文,并经钢和泰删改审阅之后,发表在《学衡》杂志第43期(1925年7月),题曰“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这一段学问因缘当是早年中外学者友谊的一段佳话。此外,钢和泰还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过两篇非常重要的藏学论文(英文),一篇是“关于一份在乾隆时(18世纪)由藏译梵、道光时(19世纪)译成汉语的藏文文献”[36],另一篇是“论两幅象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前辈的藏画”[37]。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于道泉先生协助,文中利用了汉、藏、梵等文献资料,重于历史语文的考据、分析和应用。应该说以上作品都是本时期宗教文献研究方面的典范作品。典籍教义方面还有吕澂的“西藏传本摄大乘论”[38]及恒演译宗喀巴所著“菩提道次第纲要表”[39]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章。

  寺院圣迹方面,除蔡元本的“青海蒙旗族及各寺院喇嘛调查”[40]、明驼的“拉卜楞寺巡礼记”[41]之外,还有佚名的“康藏寺院调查”[42]、王维之的“塔尔寺及其习俗”[43]、邓隆的“拉卜楞之藏经”[44]、陈华译自日文的“承德附近喇嘛与喇嘛庙”[45]以及《西陲宣化使月刊》发表的几篇文章[46]值得参考。但最重要的是韩儒林、李安宅、法尊法师、丁实存等的文章。

  史学家韩儒林先生的“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47]是寺院圣迹研究方面的杰作。位于青海省互助县五十里红崖子沟(湟水北岸支流)上游之佑宁寺,最早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是当时格鲁派实际领袖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1570—1662)遵照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遗愿,应当地部落头人建寺弘扬宗喀巴教法的请求,会同入藏坐床不到两年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决定派遣塔波曲科杰寺住持嘉色屯悦却吉坚赞活佛(rgyal-sras-don-yod-chos-kyi-rgya-mtshan,嘉色)前往,建郭隆寺传教。后来该寺逐步改建扩大,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已有了大小经堂、佛殿、昂久、僧舍等建筑2000余间,僧人最多时达7000人。该寺于清雍正二年(1724)因卷入了罗卜藏丹增之乱而被焚毁。雍正十年(1732)敕令重建,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佑宁寺”,从此该寺即以佑宁寺见称于世[48]。历史上,该寺僧伽系统盛极时有“五大昂”和“九小昂”,有活佛20多名,各昂均有活佛转世系统,寺主为嘉色活佛,但不住持,由总堪布(spyi-khyab-mkhan-po,即总法台)主持全寺政教事务。章嘉(lcang-skya)、土观(thuvu-kwan)、松巴(sum-pa)、却藏(chos-bzang)、王嘉(wa-kywa)等五大昂的大活佛都曾出任过总法台。五大昂的活佛在清代都受封为呼图克图,在清代前期处理边疆民族关系问题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其中章嘉和土观活佛还是驻京呼图克图。该寺先后出现了章嘉·乳必多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等一大批学者及重要著作,丰富了藏族文化宝库,在藏传佛教历史和藏族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韩儒林先生的“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对该寺历史发展及其著名活佛系统的传承等进行了颇为精湛的考述,全文分为佑宁寺之建立、佑宁寺及罗布藏丹增之乱、章嘉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和松巴呼图克图五部分,至为翔实。

  李安宅先生(1900—1985)既是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翻译家。本文主要介绍其藏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先生运用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对藏族宗教进行实地调查,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他发表的文章很多,主要篇目有:“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的类别”、“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附表)”、“拉卜楞寺保护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宗教与边疆建设”、“萨迦派喇嘛教”、“拉卜楞寺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等。其中“宗教与边疆建设”[49]探讨了边疆民族宗教信仰及其与边疆建设的关系,对于如何尊重边疆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并使之与建设边疆并行不悖具有指导意义。“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的类别”[50]一文以拉卜楞寺为例剖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僧官制度、名称、等级及其职能。“拉卜楞寺公开大会”[51]记录了拉卜楞寺一年之中各种宗教礼仪与活动所举办的僧众大会[52]。 “拉卜楞寺保护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拉卜楞寺概况”和“萨迦派喇嘛教”都是用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对藏族宗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所获成果中的经典,兹分述如下:

  “拉卜楞寺保护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53] 一文首先从寺院建筑的建构与布局的分析入手,结合寺院历史,对格鲁派重要寺庙拉卜楞寺进行了立体的描绘与解剖,对其经堂或学院(杜康或扎仓)、神殿(拉康)、公馆或办事处(昂欠或吉康)、僧舍(扎康)的布局、规模及其功能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寺院各种不同场合所供奉的诸多保护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刻画对象包括畏怖金刚、救主、吉祥天女、法王、四面观音、北天王、马头明王、载末尔和、事业王等。此外,还根据所附印藏佛教史来阐明为什么这些内容藏地有而汉地没有。随着作者笔触所至,读者犹如身临其境,畅游古寺之中。

  对于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族来说,“一个喇嘛寺院,是学府,是信仰中心,也是统治的机构”,因此,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它显得非常重要。“拉卜楞寺概况”[54]即做到了这一点——科学地记述一个寺院。文章首先简述了拉卜楞寺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简史,然后对喇嘛寺六学院(即大经堂、闻思堂、续部经堂、金刚经堂等)的制度、信仰中心(佛法僧)及一年大会,以及寺院制度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对于“一年大会”,讲述了正月祈祷大会(莫朗姆)、二月“祭会”(业确)、七月“说法会”(日禾扎)、九月“杀教仇会”和十月“宗喀巴逝世纪念”等。可以说这既是一篇实地调查研究论文,也是一部具有学院派风格的寺庙简志。

  以上两文都是研究格鲁派的文章,而“萨迦派喇嘛教”[55]则是对四川德格萨迦派更庆寺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作者首先简述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展历史,然后详细地描述了萨迦派寺院的各种宗教活动,其中包括五学习、五学位、五道果、十崇拜、七行事以及德格更庆寺一年大会举例等。

  从上可见,本时期对拉卜楞寺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人们也未曾忘却青海著名格鲁派寺庙塔尔寺。李化方的“塔尔寺之宗教源流与蒙藏社会”[56]、袁应麟的“塔尔寺巡礼”[57]、杨质夫的“塔尔寺研究”和“明代之塔尔寺”[58]等都是本时期研究塔尔寺的精彩文字。其中李化方之文分黄教祖师宗喀巴、班禅与达赖、塔尔寺两种奇景——神与花灯、塔尔寺的喇嘛生活、蒙藏人的虔诚、蒙藏人的定期市和安边与互市七部分,以散文的笔触记述了塔尔寺的历史、风俗、民情、政治和经济等情况。不过正如作者在文首所说:“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单纯描写风景的游记”,实是一篇观察社会的实录。

  寺院经济与组织方面,李有义的“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59]和贺觉非的“理化喇嘛寺的经营组织”[60],都是本时期少有的寺院经济研究方面的文章。前者叙述了杂古脑寺院的一般概貌、民主化的寺院组织、喇嘛的经济来源、寺院的经济事业以及喇嘛的生活等;后者简述了理化喇嘛寺的寺庙经营与管理体制。桑瓦的“西藏黄教中兴之原因”[61]探讨了宗喀巴所创格鲁派中兴发达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

  活佛转世研究方面,于道泉先生的“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世”[62]一文是本时期较早也较为重要的专题论文。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有丁实存的“历代章嘉呼图克图传略”[63]和李有义的“西藏的活佛”[64]。丁文认为,“章嘉呼图克图之在内蒙,犹达赖喇嘛之在前藏,班禅额尔德尼之在后藏,哲布尊丹巴之在外蒙也,蒙藏人信仰之深切,称四大活佛。”但是,章嘉呼图克图系统的转世向不清楚,“四世以前,传均转生印度,第四世以后,始转生西藏或青海。第七世以前转生与圆寂均缺记载,仍多错误”。故而作者特撰此文详细考述了章嘉呼图克图世系传承系统,分六部分初步考证了第一世至第十六世章嘉呼图克图世系。文章不乏新意,可资参考。李文首先简述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沿革和发展史,然后对活佛的等级制度、“拉让”(活佛府)之组织及其政教功能、活佛转世与寻访认定的礼仪和程序、活佛之生活、活佛与西藏社会之关系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述。

  宗教教育方面也有几篇文章发表。其中万腾蛟的长篇论文“宗教教育之讨究”[65]是一篇材料丰富、叙述严密的文章。作者在“引言”中说,佛教文化渗透于康藏地区的各个方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关头,“我们要设法扶持他,指导他,促进他的文明。我们应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以宗教的手段、教育的方式来改革他的传统观念。首先应使他明了他的历史和本身的危机,以及将来需要,以唤醒藏人,使他们彻底的觉悟,联合起来改造他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开发宝藏,巩固边防。这些使命都非宗教教育来完成他不可”;为此,他在参阅众多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此文,以供研究西藏教育者参考。作者从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势(形势)等方面讨论了宗教教育之根据;进而界定了宗教教育研究之范围,追溯了喇嘛教之起源与发展史,叙述了喇嘛教之现状,含组织、生活、信仰、社会地位、势力、寺院统计、教派及其盛衰、宗教影响等,其中寺院统计表[66]很有史料价值;接着略述了喇嘛已有之教育、政府对于喇嘛教育之措施;并分13条详细论述了今后对于喇嘛教育之实施;指出喇嘛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喇嘛将来之趋势及吾人应有之努力等。最后是“结论”和“重要参考材料”。行文比较规范,论述比较扎实,当然也显得有些琐碎,但其中记录的许多数据和调查表格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安宅先生的“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和“喇嘛教育制度”[67]也较为重要,两文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描述了佛教僧侣教育的结构系统、学位等级和运行机制等。

  佛教仪轨、法会、节日、活佛转世、民间宗教等方面均有文章发表,但数量不多。其中仪轨法会节日有关班禅大师法事活动的文字较多,民间宗教谈论青海祭海的文章较多。其他文章可以一读的还有藏族喇嘛德喀齐瓦桑社译英、赵洪铸译汉的“西藏法宝贯珠(1—6)”[68]、守真的“康藏回教”[69]、黄明信的“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70]、陈文鉴的“明清两代的蒙藏佛教观”[71]、金鹏的“汉僧与西藏佛教之诤”[72]、丁治国的“呼图克图考释”[73]等。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从略。

二、书 籍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本时期宗教类著作印刷成册的有20多种。其中有些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出版的作品,比如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等,前文已经介绍。有些虽然是单印成册的文字,但多数是一篇文章、一部简短的佛经或九世班禅大师讲经说法的记录等,比如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编的《藏事纪闻》[74]、九世班禅大师的《六字真言法要》[75]和《班禅国师开示录》[76]、达赖喇嘛大师追悼会筹备处编的《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历史节略》[77]、洪涛的译文《喇嘛教及喇嘛与英俄之关系》[78]、孙景风编译的《藏密礼赞法要》[79]、王文萱著的《喇嘛教之寺院佛像与喇嘛僧之等级》[80]、吴润江编的《圣救度佛母避毒法》[81]和《绿救度佛母修持法·救毒难度母避毒法》[82]、白玛迦尔波著的《明行道六成就法》(附:颇哇心要)[83]以及张心若、徐少凡记录的《多杰觉拔尊者开示录》[84]等。对于这类作品我们也不予详述。法尊法师的《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虽然涉及藏传佛教,但总体上更像政治历史类著作。其他著述我们择要介绍如下:

  佛教史方面,主要有李翊灼、吕澂、法尊法师等人的作品。李翊灼的《西藏佛教略史》最初于1922—1923年间在《佛学丛报》第3卷第5期上发表过,1929年才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成书,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之一种出版时题为《西藏佛教史》,省去了一个“略”字,其实都是同一本书[85] ,主要叙述西藏佛教发展简史。全书分三编:一编为总论,分佛教与西藏民间之关系、佛教与西藏政治之关系、西藏佛教之究竟观、西藏佛教之世界观等四章。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西藏佛教导论。二编为史略,介绍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的历史及其在西藏的发展进程,分为佛教输入以前之宗教、佛教输入以后的宗教,后者还述及西藏佛教之现状,以及西藏佛教红衣派、黄衣派的概况。三编为余论,分为西藏佛教之庄严、西藏佛教之礼节及西藏佛教之教育三章,关于庄严,其中又分为佛法、寺院、经典、法器四节,各项叙述虽欠详尽,但可略知其大概。并附“宗教理趣比较图”、“宗教形式比较图”。此书属于西藏佛教史方面较早的著述,功不可没,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作者在各个方面的叙述较为简略粗糙,研究也不太深入,比如对藏传佛教教派的了解就极不全面,只是根据当时发表的有关著述所言拼凑而成,没有更多的创见,因此对后世影响不大。

  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的《西藏佛学原论》[86]也是在本时期问世的。此书于1933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种出版,出版后备受欢迎,当年6月就再版了。与李翊灼的《西藏佛教略史》比较起来,此书的学术价值更高一些。我们知道,藏传佛教主要源于印度,但深受西藏本土文化宗教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藏传佛教自身的特点,自成体系而博大精深。吕著之贡献就在于努力挖掘藏传佛教这种独特之处。作者依据12种西藏要籍,从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方面介绍西藏佛学。首先,详述印度晚期大乘佛学之极盛与分化、密乘发生之由来,以便弄清西藏佛学之渊源。其次,专叙西藏佛学之传播,分前后两传,前传者(即前宏期)灭于唐之中叶,后传者(即后宏期)大胜于前,分为各派,元明时为萨迦派时代,其后宗喀巴派(格鲁派)代兴,是即达赖、班禅二大师所主持之宗义。最后,描述西藏翻译之经典学说。书末附藏文显密经典目录600条,其中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要略已备。吕著出版后备受学术界重视,为研究西藏佛学之要籍。

  除上述两著外,专述藏传佛教史的著述还有太虚法师等人的《西藏佛教略记》[87]、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88]和天纯的《内蒙黄教调查记》[89]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宗教史论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90]。作者时为汉藏教理院代院长,精通藏文,曾入藏求法,此书系作者根据藏文史料,尤以《青史》为主撰写的教理院之讲义。第一章“绪论”阐明西藏政教的密切关系,并以格鲁派产生之年作为划分西藏古、近代史的界限。第二章“古代史”分六节,分别叙述佛教未传入西藏以前的一些传说,以及松赞干布到朗达玛时期佛教的传播及被遏制的情况,还对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发展、各教派的分化、各类教法的传播及其源流变迁作了较详尽的叙述。第三章为“近代史”,主要叙述格鲁派的历史和宗喀巴及其弟子的事迹,对格鲁派的教义及其他教派的情况亦有涉及。最后对宗喀巴以后的西藏政治以及达赖、班禅世系作了概括性介绍。作者以其渊博的佛学知识为基础,对藏传佛教教派沿革、教义叙述颇详。但是作者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及其沿革则少有述及,与书名不甚相符。此书出版后,丁骕先生曾撰文评述[91],他是这样说的:“综观全书有下列二优点:(一)是书出于一对教义富有研究之法师,又通藏文,能采用材料,自较文字语言不能通达者,无隔岸观火之弊,有直接介绍之利。(二)是书对于教派之沿革及教义叙述最详,可供研究宗教者之初步参考。所感不足亦有两点:(一)是书详于宗教而略于其他文化之情形,虽名为政教史,而政治制度沿革变迁实未有所言。(二)书中所列人名史实虽间有附注,与汉籍作比较尚嫌不足,更未能对其中汉藏记载不符各点详加考证。惟以是书目的观之,此二点实不足为病也。”较为客观。此外,丁骕之文还从法尊法师著作中“摘出其所记载藏王世系与《唐书·吐蕃传》所列者列表互相印证”,可以参考。

  本时期还出版了王沂暖节译藏族学者多罗那他(1575—1634)《印度佛教史》(Rgya-gar-chos-vbyung)[92]的汉译本。此书作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著者为西藏觉囊派大师,曾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学法。此书是一部详细论述印度佛教发展历史的传世名著,共分44章,以编年体方式记述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各个时代的弘传情况、出现的重要人物和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各派教义等,其中一些内容还填补了各种文本在记载印度佛教史中的一些遗漏,对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及印度佛教晚期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直为世人所推崇,故而影响甚广,除汉文译本外,还有德文、英文、俄文、日文等译本行世。这里所说王沂暖的节译本,篇幅仅为原书的三分之一,始于“善见王时代”,终至“造像发生理趣”,也是44章,另有译者叙言[93]。此外,沈朗绛村(bsor-nams-rgyal-mtshan)著、刘立千译、任乃强校注的《西藏政教史鉴》也非常重要。

  典籍教义方面,有白普仁的《白尊者开示录:三根普被修行简便法说明·皈依受戒与燃疤》[94]和九世班禅大师的《班禅国师传授时轮金刚法开示录》[95]、缪涤源编的《念佛救度中阴法》[96]、赵洪铸译的《中有闻教得度密法》[97]和百炼编的《大藏治病百法》[98]等。其中九世班禅大师的文章为汉藏合编,内容包括摄受弟子开示、时轮金刚源流及预备法开示、正授时轮金刚灌顶开示、时轮金刚如童七灌顶开示四个部分。此外,还有译文《中阴救度密法》[99],此书由达瓦桑杜英译、张妙定汉译,篇幅较长,32开210页,分上、下两卷。另有附编:请诸佛菩萨加被偈、祈求护免中阴险难偈、六种中阴境界警策偈、护免中阴恐怖总愿偈。又附“涅槃道大手印瑜伽法要(藏密七种法要之二)”。

  宗教人物研究方面,有法尊法师译、汉藏教理院印的《阿底峡尊者传》[100]连载于《海潮音》杂志。此传的翻译和发表,对藏传佛教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有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编的《班禅事略》[101]、陈文鉴的《班禅东来大事记》[102]和黄正清编的《辅国阐化正觉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103]等问世。最后一种系纪念拉卜楞寺历世嘉木样大师的文集,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第一至第五世嘉木样大师的传略,中编为圆寂纪实,下编为附录,有“第五位嘉木样大师之故乡”、“家属”、“拉卜楞大寺现状”、“大师年谱”等,极有史料价值。

  佛教史料方面,吕澂先生编校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104]最为重要,共收二种:(1)汉译藏密三书;(2)藏传中土佛法源流。全书系汉藏对照,第一种为密宗要典,第二种以藏人眼光阐述内地佛法,尤饶趣味,原文为藏文,详注汉字出处。两种藏文皆依据多种刻本详加校勘,凡勘正章节文字之讹误不下数百字。各篇之前又冠以极长之序文,于前者详述其源变,于后者批评其内容,精深宏博,直至今日依然是汉藏佛教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

  此外,西藏雍仲林寺高僧楚臣坚赞(tshu-khrims-rgyal-mtshan)所著《苯教志》(bon-gyi-dkar-chag)也在本时期问世。这是一部重要的藏族苯教历史著述,约成书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书名全称为《雍仲苯教志·殊宝项饰》(g'yung-drung-bon-kyi-bstan-pavi-dkar-chag-rmad-byun-nor-buvi-mgul-rgyan)。作者生卒年不详。此书没有木刻版,只有抄本传世,共1卷,111页。本书详细记载了苯教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描述了苯教在卫藏地区的发展史,尤其是后藏著名苯教寺院曼日(sman-ri)的创建、发展及其子寺雍仲林寺(g'yung-drung-gling)对苯教的继承和发展等状况。由于佛教在藏区长期的发展和历代统治者的扶持,处于政教集权中心的卫藏地区的苯教已经奄奄一息,而记载这一历史的史书更为罕见。因此,此书既是研究卫藏地区苯教——尤其是曼日寺和雍仲林寺的传承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又是研究佛苯关系的珍贵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105]。

  注 释:

  [1] 此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编《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16开,783页):通论约180篇,典籍教义21篇,寺院圣迹约60篇,宗教教育7篇,仪轨、法会、节日约36篇,活佛转世约12篇,民间宗教约18篇。

  [2] 连载于《地学杂志》第8卷第4期(1917年4月25日)、第6—7期合刊(7月25日)。

  [3] 载《海潮音》第13卷第10期,1932年10月。

  [4] 渡边著、寂悟译:“喇嘛教之分派及其发达”,载《海潮音》第15卷第7期,1934年7月。

  [5] 载《新蒙古》第3卷第4期,1935年4月,51—57页。后又载《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此文摘译自《经济资料》第5卷第36号所刊“由中国制度所见之蒙古”一文。

  [6] 后藤富男著、张岭山译:“蒙古的喇嘛与喇嘛庙”,载《新蒙古》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

  [7] 此文撰成后曾于1911年2月至6月在《东方杂志》第8卷第1、4、5、6号上连载,内附图片八幅。1982年,由吴丰培校订,与《番僧源流考》(钟方撰)合册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8] 刘家驹:“西藏历代藏王及达赖班禅史要”,载《开发西北》第4卷第5期,1935年11月;又载《海潮音》第17卷第1号,1936年,42—48页。

  [9] 两文均载《海潮音》第17卷第4号,1936年,页码分别为37—45页、46—53页。

  [10] 张辛南:“西藏之喇嘛教”,载《西北研究》第2期,1931年12月,43—48页。

  [11] 格桑泽仁:“西藏佛教之势力与三民主义之推进”,载《康藏前锋》第9期,1934年5月,23—27页。

  [12] 蒋振西:“西藏政教制度历来相互之关系”,载《新亚细亚》月刊第6卷第6期(1933年12月),45—49页。

  [13] 曼苛:“西藏神秘的宗教”,连载于《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6页)、第13期(1—5页),1931年。后又载《海潮音》第14卷,1933年4月。

  [14] “发达阶段”作者分七个时期,主要依据日本西藏研究会太田保一郎著述的观点。

  [15] 陈健夫:“西藏佛教的过去与现在”,载《新中华》第2卷第14期,1934年7月,第37—42页。(此文后由《海潮音》转载)

  [16] 阴景元:“西藏佛教的检讨”,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2期,1936年,59—68页。

  [17] 刘振卿:“清代喇嘛制度”,连载于《国民杂志》第1卷第2期、第3期,1941年2月、3月。

  [18] 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9—15页。

  [19] 罗桑趣吉尼玛著,李荫亭、金鹏合译:“西藏佛教源流总说”,载《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41年4月。

  [20] 功德海著、刘立千译:“西藏宗教源流简史”,连载于《康藏研究》月刊第26—29期,1949年。

  [21] 法尊:“西藏佛教概要”,连载于《康导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

  [22] 周长海:“西藏宗教研究”,载《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10—24页。

  [23] 这两篇文章均刊于《康导月刊》,前者载于第5卷第6期(1943年10月,22—24页),后者刊于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

  [24] 黄忏华:“西藏佛学谈概”,载《京沪周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月。

  [25] 李式金:“西陲喇嘛教盛行的原因”,载《新西北》第8卷第4—6期合刊,1945年。

  [26] 两文均载《东方杂志》,其中冷文载于第38卷第14(15)期,1941年7月。

  [27] 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

  [28] 即“吐蕃开国考”(吐蕃丛考之一)、“佛家之宇宙构成说(之二)”、“释迦牟尼生卒年考(之三)”、“大昭觉阿佛像入华考(之四)”、“金刚座瑞像说(之五)”、“藏人之历史观念(之六)”、“司青王迎旃檀像考(之七)”、“蒙古世系(之八)”、“藏人与六字明咒(之九)”和“文成公主下嫁考(之十)”。

  [29] 这些文章均刊于《康导月刊》,其中“之二”和“之三”载第2卷第11期(1940),“之四”、“之五”、“之七”均载第2卷第12期(1940)。

  [30] 法尊法师:“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连载于《文史杂志》第4卷第9期、第10期,1944年11月、12月。

  [31] 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力行》杂志,前文连载于第4卷第5期、6期,1921年11月、12月;后文刊于第5卷第2期,1942年2月。

  [32] 观云:“佛教之无我轮回论(1、2、3、4、5、6)”,连载于《新民丛报》1906年4月—1907年1月。

  [33] 吕澂:“西藏传本摄大乘论”,载《内蒙年刊》第2期,1925年。

  [34] 周文刊于《同愿》3卷2期,1942年1月;韩文刊于《边疆人文》第4卷,1942年12月。

  [35] 俄国钢和泰男爵(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著名东方学家,1917年起居住北京十余年。精通藏语文、梵文、中文及汉文佛典,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发表的著述颇多,除上述作品外,还有《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汉晋唐宋)六种合刊》(Kacyapaparivarta: a Mahayanasutra of the Ratnaku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c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以及下面两注所提到的文章等。——请参阅《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吴宓所译钢和泰男爵之文。

  [36] 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钢和泰男爵):“On a Tibetan text translated into Sanskrit under Ch'ien-Lung(XVIII cent) and into Chinese under Tao-Kuang(XIX cent.)”,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期,1932年7—8月,第508—489页(10余幅图版)。这里的页码从大到小,是由于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是中、英文的论文都刊发,而该刊版式是繁体竖排,页码从右至左,凡中文稿都是竖排,从右至左当然与页码相符,英文稿则一律从左至右横排,而页码不改,因此出现页码从大到小的现象。下文同——笔注。

  [37] 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钢和泰男爵):“On two Tibetan pictures representing some of the spiritual ancestors of Dalai Lama and of Banchan Lama”,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6期,1932年11—12月,第150—128页。

  [38] 载《内蒙年刊》第2期,1925年。

  [39] 宗喀巴原著、恒演译:“菩提道次第纲要表”,载《海潮音》第10卷第11期,1930年1月。另外,本时期法尊法师翻译了许多佛教文献典籍(包括宗喀巴著作),但都是著作,我们将在下文再述。

  [40] 蔡元本:“青海蒙藏旗族暨各寺院喇嘛调查”,载《西北研究》第8期,1932年6月,75—88页。作者认为,“今欲实现民族平等之原则,巩固边防,必须改革蒙藏政治制度”,欲求改革,必须了解蒙藏地区状况,故而他详细调查了青海蒙藏旗族驻地户口及寺院喇嘛,并列成各种表格,以供研究边事者参考。另,刘洪记、孙雨志《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第76页将该文的出版年月误记为“1933年2月”。

  [41] 明驼:“拉卜楞寺巡礼记”,连载于《新中华》第4卷第14期(65—70页)、第15期(65—70页)。

  [42] 载《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月。

  [43] 王维之:“塔尔寺及其习俗”,载《新青海》第3卷第12期,1935年12月。此文后来又刊《蒙藏月报》第6卷第4期,1937年1月。作者署名“维之”,文章标题改为“佛教圣地塔尔寺及其习俗”。

  [44] 邓隆:“拉卜楞之藏经”,连载于《方志》第9卷第3、4期,1936年7月。

  [45] [日本]石田顺次著、陈华译:“承德附近喇嘛与喇嘛庙”,载《新蒙古》第1卷第6期,1934年6月。

  [46] 即该刊第1卷的4—5期合刊(1936年3月)上发表的“黄教圣地塔尔寺略史——调查科述”、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发表的“西康喇嘛寺庙统计”、“青海北部喇嘛及寺庙调查表——调查科述”和“塔尔寺素描”等。

  [47] 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连载于《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1944年1月,45—48页)、第3卷第4期(1944年4月,10—16页)和第3卷第5期(1944年5月,12—17页)。

  [48] 该寺大经堂等后来又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毁于战火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毁坏,80年代恢复。只因几经破坏、几经修复,如今已难见昔日风采。现有佛殿27座,僧舍400间,寺僧近200人。

  [49] 李安宅:“宗教与边疆建设”,载《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3年10月。

  [50] 李安宅:“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的类别”,载《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

  [51] 李安宅:“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载《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5—6期,1941年6月。

  [52]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于式玉的“拉卜楞寺祈祷大会之布施”(载《学思》第1卷第6期,1942年3月;又刊《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4—13页),阴景元的“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载《边疆通讯》第4卷第6期,1947年6月,9—13页)、“拉卜楞寺的七月会”(同上,第4卷第12期,1947年12月,14—17页)和“拉卜楞寺的四月会”(同上,第5卷第6期,1948年7月)等。

  [53] 李安宅:“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附印藏佛教简史)”,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10日,75—90页。

  [54] 李安宅:“拉卜楞寺概况”,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27—36页。此文影响深广,除《边政公论》外,还刊于《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3期(1941年4、5月)、《新西北》月刊第5卷第1、2期(1941年10月)。

  [55] 李安宅:“萨迦派喇嘛教”,载《边政公论》第4卷第7—8期合刊,1945年8月,1—8页。

  [56] 李化方:“塔尔寺之宗教源流与蒙藏社会”,载《西北论坛》第2期,1947年8月,18—24页。此文原刊《西北论衡》时,该刊封面目录将此文误印为“为西北建设应作点准备工作”,谨记于此供参考。

  [57] 袁应麟:“塔尔寺巡礼”,载《边声》第1卷第2期,1938年。

  [58] 杨质夫的“塔尔寺研究”和“明代之塔尔寺”分别刊于《西北世纪》第4卷第2期、第5期,1949年。

  [59] 李有义:“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 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9—10期合刊,1942年5月,17—25页。

  [60] 贺觉非:“理化喇嘛寺的经营组织”,载《西康经济季刊》第14期,1947年7月。

  [61] 桑瓦:“西藏黄教中兴之原因”,载《人间佛教》第1卷第7期,1940年7月。

  [62] 于道泉:“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世”,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5期,1930年9月。

  [63] 丁实存:“历代章嘉呼图克图传略”,载《边政公论》第6卷第4期,1947年12月,14—19页。原刊时《边政公论》将14—19页误标为4—9页。

  [64] 李有义:“西藏的活佛”,载《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1948年11月,117—131页。

  [65] 万腾蛟:“宗教教育之讨究”,载《康藏前锋》第6—7期合刊,1934年3月,11—50页。

  [66] 含“西藏喇嘛寺统计”和“西康喇嘛寺统计”,见上文19—27页。

  [67] 此二文分别刊于《海潮音》第21卷第5、6期(1940年6月)和《大学》(月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此文又载《力行》月刊)。

  [68] [藏]德喀齐瓦桑社喇嘛英译、赵洪铸汉译:“西藏法宝贯珠(1—6)”,连载于《海潮音》第28卷第3—8期,1947年3—8月。

  [69] 守真:“康藏回教”,连载于《戎声周报》第5卷第1、103、156期,1937—1939年10月。

  [70] 黄明信:“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

  [71] 陈文鉴:“明清两代的蒙藏佛教观”,载《中国边疆》第3期第11卷(复刊号第3期),1947年11月,18—20页。此文刘洪记、孙雨志《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漏录。

  [72] 金鹏:“汉僧与西藏佛教之诤”,载四川《中国文化》第2期,1946年6月,10—11页。

  [73] 丁治国:“呼图克图考释”,载《边疆通讯》第4卷第12期,1947年12月,17—25页。

  [74] 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编:《藏事纪闻》,北京,编者刊,1924年版。11页,32开。记述居住在西藏及其他地区的藏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及其他轶闻。

  [75] 班禅·曲吉尼玛讲、戴传贤记:《六字真言法要》,1931年版,8页,32开。系1931年听班禅大师演讲“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记述。有戴序。

  [76] 班禅·曲吉尼玛著:《班禅国师开示录》,1932年版,8页,32开。

  [77] 达赖喇嘛大师追悼会筹备处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历史节略》,编者刊,1933年版,4页,16开。内有照片,历代达赖喇嘛大师年表、达赖喇嘛赞。

  [78] [日]多贺万一著、洪涛译:《喇嘛教及喇嘛与英俄之关系》,南昌,内外通讯社,1933年12月版,18页,25开。“内外类编”第8册。

  [79] 孙景风编译:《藏密礼赞法要》,上海,觉园精舍,1936年2月初版,16页,32开。包括合掌仪式、顶礼仪式两种。封面注“第1辑”。书前有“新译藏密诸经出版预告”,介绍9种书。

  [80] 王文萱著:《喇嘛教之寺院佛像与喇嘛僧之等级》,南京,开发西北协会,1936年3月版,26页,冠照片,32开。“开发西北协会专刊”第1种。

  [81] 吴润江编:《圣救度佛母避毒法》,上海,觉园精舍,1936年4月出版。10页,有图像,32开。

  [82] 吴润江编:《绿救度佛母修持法·救毒难度母避毒法》,上海,觉园精舍,1936年8月初版。14页,有图,32开。

  [83] 白玛迦尔波著、达瓦桑杜英译、[美]伊文思温慈(W. Y. Evans-Wentz)纂集、张妙定汉译:《明行道六成就法》(附:颇哇心要),(湖北沙市)文达印刷社代印,1936年出版。16页,25开。“观化庐藏密译粹”第3种,藏传佛教持法书。书前有“明行道六成就法叙”,写于1936年。

  [84] 张心若、徐少凡记录:《多杰觉拔尊者开示录》,无锡,圆通寺,1937年出版。36页,32开。西藏密宗多杰觉拔尊者1930年在四川重庆佛学社讲演记录。

  [85] 李翊灼著:《西藏佛教略史》,上海佛学书局民国十八年(1929)12月初版。80页,32开。又李翊灼著:《西藏佛教史》,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2月初版。74页,32开。“新文化丛书”之一种。两书内容相同,实为一书的不同版本。

  [86] 吕澂:《西藏佛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2月初版,6月再版。136页,32开(百科小丛书)。

  [87] 恒演记述、太虚鉴定、范古农校阅:《西藏佛教略记》,上海佛学书局,1931年1月初版。100页,25开。藏传佛教简史。书后附有:1、留藏学法团严定尚人致粹华尚人书;2、作者后叙。

  [88] 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上、下),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9月初版。2册,624页。冠像,25开。全书含西藏古代之佛教、佛教之东渐、教别、西藏近代之佛教、蒙古近代之佛教、清代之喇嘛、寺院,共7篇。书前有吴佩孚等的序3篇。

  [89] 天纯著:《内蒙黄教调查记》,南京,德昌印书馆,1930年出版。104页,32开。介绍内蒙黄教的历史。

  [90] 法尊法师著:《西藏民族政教史》,七卷,线装二册,民国三十年(1941)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出版。

  [91] 丁骕:“评释法尊著《西藏民族政教史》——附藏王世系比较表”,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1942年1月10日,107—108页。(标题为引者所加,此书1941年11月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出版)

  [92] [西藏]多罗那他著、王沂暖节译:《印度佛教史》,刊处不详。此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第84页。

  [93] 除王沂暖的节译本外,还有张建木(克强)先生的汉文全译本于1988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94] 白普仁著:《白尊者开示录:三根普被修行简便法说明·皈依受戒与燃疤》,迦音周刊社,1929年出版。64页,32开。上海佛学书局1931年初版,9月再版。30页,32开。1925年4月九世班禅到杭州礼佛,白普仁尊者随班禅南下。此为白普仁在杭州佛学会的演说。

  [95] 班禅·曲吉尼玛著:《班禅国师传授时轮金刚法开示录》,杭州时轮金刚法会编,1934年5月版。76页,16开。

  [96] 缪涤源编:《念佛救度中阴法》,上海佛学书局,1938年版,52页,50开(佛学小丛书)。又名《了生脱死全集》,讲述临死前自身解脱之法。有编者自序及范古农序,写于1938年。

  [97] [美]伊文思温慈(W. Y. Evans-Wentz)纂集、赵洪铸译:《中有闻教得度密法》,1947年8月出版,170页,25开。据达瓦桑杜英译《中阴救度密法》编成。中译本删去了英译本前言和图像。内容包括:经文两卷,均以四言译成。编者原序,有“中有闻教得度密法之重要”、“基本教义概述”、“本书之英译及编纂”等15部分;并附有“喀齐达瓦桑杜喇嘛传略”。书前有戴传贤等人的序3篇及译者“自序”。书后附录编者所著“密教修持法述要”、“南北佛教与耶教之综合比较”、“瑜伽学”等。出版年录自戴序。

  [98] 百炼编:《大藏治病百法》,上海大法轮书局,1948年初版,76页,64开。“法轮小丛书”之一种。卷首6页为《大藏治病药》,其余为大法轮书局的出版目录及其他宣传品。

  [99] 达瓦桑杜英译、张妙定汉译:《中阴救度密法》,1936年初版,1939年再版。210页,32开。

  [100] (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法尊译述:《阿底峡尊者传》,1936年连载于《海潮音》第17卷第1号(71—80页)、第2号(80—86页)、第5号(102—110页)、第6号(81—87页)、第8号(54—62页)和第9号(85—90页)。

  [101] 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编:《班禅事略》,北平,著者刊,1938年3月版,14页,有图像,32开。记述第9世班禅(1883—1937)的生平事迹。书前有《班禅大师遗嘱》、《国民政府褒扬班禅大师令文》。书末附有班禅大师世系。

  [102] 陈文鉴著:《班禅东来大事记》(1944?),正中书局出版,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之一种,凡五万言。

  [103] 黄正清编:《辅国阐化正觉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1948年版,117页,有照片,16开。

  [104] 吕澂编校:《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2年版,136页,16开,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第2种第1册。

  [105] 此据王尧、陈庆英(1998)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436页,16开)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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