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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菩提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喜亦无忧。

 
 
 

日志

 
 

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渠道  

2007-05-28 20:09:51|  分类: 藏学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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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藏汉史料中的一些零星记载表明,当时双方间的联络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进行的,即理藩院、西宁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本文试图勾勒出它们的大致轮廓,并探讨其特点和历史作用。

一、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王朝设置的专门办理蒙、藏、回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理藩院的体制与吏、户、礼、兵、刑、工诸部相同,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均由满族贵族出任,另设额外侍郎一人,由蒙古贵族担任。尚书侍郎下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及理刑六司,分办有关事务。其中柔远司“掌治外札萨克众部,凡喇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理刑司“掌蒙古番回刑狱争讼”。①六司之外,理藩院还在治边的督抚衙门派驻笔帖式,“备咨询驱使之任”,有监察检举之权。依照定例,凡驻边各大臣有专章上奏皇帝时,必须另以副本报送理藩院。②该院的设置,使清王朝统治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组织达到了具体化、严密化的程度。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年底,第一世嘉木样派然卷巴嘉央凯莽入京,向皇帝进贡。翌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廷遣使至拉卜楞寺,奉康熙皇帝敕令册封嘉木样一世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们汗”,赐金册金印,并许穿黄马褂。四皇子(雍正)亦给嘉木样赏赐了金银锦缎等物。③以现存的史料分析,这很可能是拉卜楞寺与清廷之间首次发生的直接联系。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由此开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形成了寺方进贡和朝廷予以封赏的惯例。乾隆八年(1743年),第二世嘉木样坐床后,清廷即派人到拉卜楞寺,给嘉木样二世赏赐了伞盖等物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遣使至拉卜楞寺,向嘉木样二世颁赐册文、印鉴,封其为“扶法禅师额尔德尼诺们汗”。④随后,双方的来往日益频繁,涉及到的事务范围也不断扩大。据藏汉史书记录,嘉木样二世曾先后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十八年(1783年)和五十一年(1786年)三次派人向皇帝进贡,其中第二次进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乾廷准许其第二次进藏。⑤

  根据清王朝的体制,朝廷对蒙、藏各大活佛的册封和赏赐必须先由理藩院上奏于皇帝,皇帝则下达相应的谕旨。而蒙藏各大活佛的进贡和向朝廷提出的各类请求如求觐、远游等等,也要经由理藩院办理。在这种体制下,拉卜楞寺与理藩院之间必然产生许多接触。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二十二日,嘉木样二世启程前往蒙古草原,途经五台山、北京等地。在五台山时,章嘉若必多吉大师敦促他进京谒见皇帝。嘉木样二世原本没有进京和谒见皇帝的计划,经过章嘉大师的一再催促,也便秘密充进章嘉随员的行列,目睹了瞻礼释迦牟尼佛像的乾隆皇帝。⑥嘉木样二世未能直接叩见皇帝的缘故,史籍中虽无具体记载,但也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嘉木样二世的这次蒙古草原之行,从一开始就没有向朝廷申报备案和办理有关手续。可以断定,嘉木样二世采取“窥视”的方式去见皇帝,其原因便是他的远行没有按规定的程序报请理藩院批准。假如不慎暴露行踪,他的擅自行动就难免会遭到朝廷的申斥。

  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第三世嘉木样入寺坐床。嘉木样三世性格温静,一生偏重修持,因而与清廷的交往也相对疏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对边疆民族宗教领袖人物的笼络也远不如康熙、乾隆时期重视。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嘉木样三世的册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对拉卜楞寺来说,嘉木样三世能否获得朝廷的册封,显然事关重大。为此,拉卜楞寺的拉章宫和各大活佛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其中,以德哇仓三世嘉央土登尼玛的活动最有成效。他曾几次往来于北京、蒙古、拉卜楞等地,游说于蒙古王公、驻京呼图克图等政教人物,并以重金疏通与朝廷的关系。1848年,道光皇帝终于册封嘉木样三世为“扶法禅师”。⑦专管边疆诸族事务的理藩院,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嘉木样四世主持寺务后,处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他积极向清廷靠拢,尽力帮助朝廷办事,使拉卜楞寺与理藩院打交道的次数明显增多。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六日,光绪皇帝根据理藩院奏文,鉴于嘉木样呼图克图就劝导番族、协助查办“番族积案”有功,赏给其“广济禅师”名号。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嘉木样四世途经蒙古草原、五台山等地抵达北京。他赴京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朝觐皇帝和求得朝廷的册封。驻锡北京后,他便派人携礼与“有关方面”联系,向朝廷禀报进京的情况,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教活动,竭力与清朝军政官员交好,以期得到他们的协助。十月十六日,嘉木样四世亲自去“吉尔甘”衙门,提出朝觐皇帝的申请。主事大臣极为高兴,表示从快办理。次日,嘉木样四世就接到了即日晋谒的通知。于是,他便身着呼图克图衣饰,手捧呼图克图封册,谒拜了光绪皇帝并敬献供礼。同时,他还向皇帝祈请颁册敕封,光绪皇帝当即就赐予了金诏。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正式赐封嘉木样四世为“广济禅师”,并赐册印。⑨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册封的名号虽然与光绪八年所赏的名号相同,但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为“恩赏”,后者是正式的册封并赐给了册印。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有关方面”和“吉尔甘”衙门,均指理藩院。

二、西宁办事大臣

  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始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长期坐镇西宁,以总理青海蒙番事务,今甘、青地区的蒙古族、藏族部众遂由其统辖。该大臣按常例为正都统或副都统衔,间遣诸部侍郎、郎中等协理,故又称“青海都统”,⑩简称“西宁办事大臣”,藏史称之为“西宁钦差”。

  作为皇帝命使,西宁办事大臣的职责首先是维护清王朝对当地蒙、藏诸部的统治,布达朝廷政令,确保边疆稳定。所以该大臣的任务便包括监督主持每年一度的青海蒙古诸旗祭海会盟,借以宣扬朝廷德威,处理各旗事务;拟定各旗札萨克、藏族千百户的任免,并向理藩院奏请批准;办理诸族命盗案件,解决蒙、藏冲突等。其次,主管当地宗教事务,举凡寺院活佛转世、坐床、求觐、进藏之类重大事宜,均由其监管或转报朝廷,并负责将朝廷的命令传达给有关的寺院、活佛。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循化厅、贵德厅所属各番族划归青海都统兼管。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循化、贵德文武官员俱归西宁办事大臣调遣。在乾隆年间,该大臣还负责征收蒙、藏诸部贡马折银。

   拉卜楞寺与西宁办事大臣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发生的拉卜楞寺与黑错寺(今合作寺)“选放法台”纠纷案件。此后,双方联系日趋增多,西宁办事大臣也曾多次抵达拉卜楞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皇帝给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御笔颁赐的“慧觉寺”匾额,由西宁办事大臣亲自送抵拉卜楞寺。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年初,嘉木样二世致函西宁办事大臣,要求朝廷准许其第二次进藏和朝觐皇帝。3月,乾隆皇帝降谕,对嘉木样二世求觐表示欢心,但鉴于北京时逢天花流行,劝其免行。翌年5月,嘉木样二世在接到朝廷准许其进藏的金字敕令后启程进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拉卜楞寺开始兴建弥勒佛殿。当该殿的建设遇到装饰铜器和大佛像的建造材料筹备不足的困难时,嘉木样二世通过西宁办事大臣向朝廷求援。经乾隆皇帝批准,从四川调拨铜材。嘉庆帝即位后,又为该殿题颁了“寿禧寺”匾额。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嘉木样二世圆寂。西宁办事大臣专程赶来以汉礼致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王朝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以确定蒙藏各大活佛转世灵童。乾隆六十年(1795年),西宁办事大臣亲自到拉卜楞寺考察嘉木样灵童筛选情形,并上奏朝廷。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十三日,经西宁办事大臣到拉卜楞寺详细观察上奏后,嘉庆皇帝谕旨到达拉卜楞寺:嘉木样灵童须在西藏金瓶掣签确定。是年八月一日,在布达拉宫艾温小寝宫,由两位驻藏大臣、达赖八世等政教头面人物主持金瓶掣签仪式,正式确立了第三世嘉木样。嘉庆皇帝为此派驿马向藏区各地宣示金字圣谕。嘉庆九年(1804年),贡唐仓三世在拉卜楞寺建成“见解脱塔”(贡唐大铜塔)。次年,西宁办事大臣到拉卜楞寺巡察后专文向朝廷禀报:“见解脱塔”系拉卜楞寺为祈祝皇帝安康长寿而建,嘉庆皇帝于是为之御笔颁赐“三宝慈光普照世界”匾额。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嘉木样三世圆寂。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拉卜楞寺司膳堪布丹巴等人前往西宁,通过西宁办事大臣,将嘉木样灵童待选对象辨认遗物的情况上奏给咸丰皇帝。根据“由卫藏决定”的谕旨,在西藏掣签确立了第四世嘉木样。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西宁办事大臣给拉卜楞寺送来了为弥勒佛殿增盖铜质鎏金屋面的建材和工匠。

  以上记述说明,西宁办事大臣在确定嘉木样转世灵童、转达寺院和清廷之间的有关信息,以及帮助拉卜楞寺获得朝廷的赏赐等事宜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而论,西宁办事大臣采取的种种措施,与清王朝推行的“因其俗而崇其教”的治边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者,西宁办事大臣通过大力扶持拉卜楞寺,便可把握该寺统辖的众多部落,最终达到控制和稳定边陲的目的。

  嘉庆二十年(1815年)四月,拉卜楞寺与隆务寺之间为政教权益发生纠纷。其后数年中,隆务重兵曾多次进攻拉卜楞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十七日,嘉庆皇帝谕令内阁:“长龄奏西宁办事大臣纳尔松阿办理蒙古番子事务粗心轻率一摺:上年拉卜楞寺喇嘛与隆务昂琐控争寺院,纳尔松阿辄听拉卜楞寺喇嘛之言,札致长龄,欲檄调撒拉尔兵三四千名,将隆务昂琐剿灭,实属冒昧。纳尔松阿不胜办事大臣之任,著交部仪处,即来京听候部议。”纳尔松阿是否偏袒拉卜楞寺,迄今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他是第一位因拉卜楞寺而被撤职查办的治边大臣。由于这件事的影响,拉卜楞寺与西宁办事大臣的关系曾冷清了数十年,直到咸丰年间确立第四世嘉木样时,双方联络才再度趋热。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月,经陕甘总督奏请,清吏部奉旨覆准,始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雍正八年设于今青海省循化县草滩坝),置循化厅,并在今夏河地区设置了“南番二十一寨”,以其吏治归循化,军事属河州。循化厅初隶于兰州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改隶于西宁府。据《循化志》记载,拉卜楞寺在“南番二十一寨”所属的“甘家寨”地界内,由蒙古郡王管辖。行政区划的界定,使拉卜楞寺不可避免地要与陕甘总督及其下属的地方行政官署、军事机构打交道。双方的联络主要集中于一些地方纠纷案件,包括寺院之间、部落之间的纠纷以及寺院内部争执等。

 第二世嘉木样坐床后,随着拉卜楞寺势力的发展,该寺辖领的寺院和部落渐次增多,教区范围也因之迅速扩大。同时,拉卜楞寺与其他一些寺院、部落的政教权益之争也日趋严重,于是便导致了官方的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拉卜楞寺遇到纠纷后,总是主动地与官府进行联系,以求得有利的裁决。这种联系,有时是分头进行的,即在向西宁办事大臣提出诉讼请求的同时,亦向陕甘总督及其下属的地方行政官署呈文控告。有时,则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实际需要,只选择其中的一方进行申诉。在诉讼途径的取舍上,拉卜楞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针对官府的管理体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审时度势地制定相应的措施,其种种决策通常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对官府来说,拉卜楞寺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使某些案件本身已具有宗教事务和行政事务两重性质,因而西宁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都有权对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决。在遇到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时,西宁办事大臣或陕甘总督的裁决还要报请理藩院立案批准才能生效。案件管辖范围的交叉,似乎能防止审理和裁决的偏差,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西宁办事大臣和地方行政官署的讯断常常大相歧异,甚至彼此冲突,一些本易解决的案件反而由此变得复杂起来,迟迟得不到妥善处理。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便是前文提到的拉卜楞寺与黑错寺之间发生的“选放法台”案件。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嘉木样一世接受黑错部落僧俗的奉献,接管了黑错寺,并动员河南亲王察罕丹津为该寺安排了50名僧源。乾隆十三年(1748年),嘉木样二世开始向黑错寺派驻法台,主持该寺教务。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八月,嘉木样二世就黑错寺僧人从松藩迎请转生夕只喇嘛坐床管事的案件,呈文控告于青海都统和循化同知张春芳。张春芳令拉卜楞寺照旧选放法台于黑错寺。黑错寺不遵,拉卜楞寺僧复行控告。青海都统委大喇嘛索克本等人会同张春芳审断,令各管各寺,法台仍由黑错寺自行延请。嘉木样二世不服该判决,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二月再次提出控告,河州官员与青海都统方面的官员到黑错寺查讯。因该寺有当年蒙古亲王改建之说,议会法台由多罗郡王选放。嘉木样二世于是向陕甘总督提出了控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兰州府官员康基田、循化前同知张春芳、署同知谢桓重新会审黑错寺与拉卜楞寺纠纷案。经理藩院立案批准,断仍照前次西宁大喇嘛索克本所决各管各寺,并以蒙古亲王将“朝廷粮户”划属喇嘛“尤属不合”为由,下令追销乾隆十三年蒙古亲王汪克楚给黑错寺的执照。嘉木样二世以审断不公继续上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兰州府命循化同知谢桓传唤拉卜楞寺与黑错寺派人赴省。谢桓“擅自带官兵二千人将黑错僧俗诱获解讯,以致黑错畏惧求和,仍令嘉木样选放法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黑错寺自放管事,逐出拉卜楞寺所放法台。经循化厅等会禀,陕甘总督批准,令各管各寺。次年七月,延续19年之久的案件以黑错寺胜诉告终。拉卜楞寺方面虽然败诉,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该寺一直与官府保持着积极主动的多方联系。很明显,这便是官府讯断屡屡变更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第四世嘉木样主持寺务时期,官府还经常邀请他出面,协同地方官员调处一些地方纠纷。光绪七年(1881年),因嘉木样四世协同官府调处地方纠纷有功,光绪皇帝给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颁匾,并给嘉木样四世赏赐了服饰,允许其享用黄绿色坐轿。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因嘉木样四世配合官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有功,乾廷遣使到拉卜楞寺,给他赏赐了一顶黄色伞盖。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嘉木样四世赴河州拜会陕甘总督杨昌浚。总督赞赏了嘉木样四世协同官府调处地方纠纷的功绩,并勉励其继续帮助朝廷治理藏区。是年八月,拉卜楞寺派驻于阿坝的代表与当地噶尔摩部落发生尖锐矛盾,拉卜楞寺派兵攻打该部落,还烧毁了许多民宅。嘉木样四世对此极为气愤,严厉斥责了拉章宫的有关执权人员。事件发生后,清廷虽对拉卜楞寺方面参与此事的僧俗人员进行了惩治,但对嘉木样四世平息事件的功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翌年三月和五月,皇帝先后遣使至拉卜楞寺,给嘉木样四世颁赐了褒扬敕文和御笔匾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扎油和肖旁部落发生重大草山纠纷,陕甘总督和西宁办事大臣致函嘉木样四世,要求他协同地方官署查处。嘉木样四世便不遗余力地走访查证,善言劝服双方,并与西宁府官员讨论拟定了调解协议书,随后召集两部落的头人、活佛,授意他们要遵守国法,履行协议。不久,嘉木样四世前往西宁,受到了官方的热情接待。西宁办事大臣在接见时对嘉木样四世的功绩赞许说:“您眷顾藏族民众的安乐,此次又妥善处理了扎油与肖旁的纠纷,甚佳。尤其在肖旁不给对方赔偿命价的情况下,您自己解囊予以支付,实为无量慈悲之举,向您致意。我已就此事如实转告了总督,我和总督将为您颁赠匾额。”宣统三年(1909年),嘉木样四世在进藏途中,于唐古拉山口两侧调解处理了当地部落与拉卜楞寺所属部落之间的争执。是年闰二月七日,因嘉木样四世调处地方纠纷有功,陕甘总督和西宁办事大臣颁匾褒扬。四月,陕甘总督和西宁办事大臣再次派人到拉卜楞寺,代表朝廷给嘉木样四世颁授金书、匾额,给大襄佐等人赏赐靴帽。

 到了清朝后期,拉卜楞寺还多次应请参与了官方的军事行动。同治初年,陕甘回族起事,战乱波及今陕、甘、宁、青广大区域。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二十三日,同治皇帝谕令护理陕甘总督思麟一面添调兵勇,一面檄饬河州文武官员督率藏兵进攻河州回军,并对陌务、刚拭、多哈及拉卜楞、火力藏等处(均为拉卜楞寺所属部落)藏兵在土门关等地助剿得力表示嘉许,同时指令恩麟对“裹粮随证”的藏兵,“将一应口粮犒赏之需妥为接济”,并加意激励,笼络修好,以“俾乐为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循化撒拉族发生新、老教争执,引发了“河湟事变”。陕甘总督应河州等地士绅之请,调拉卜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率马队万骑,在土门关一带随同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进攻撒拉族、回族起事武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河湟事变”中从河州一带逃难到拉卜楞的回、汉群众,报请陕甘总督准许向嘉木样和拉章宫佐巴各献一顶伞盖,以对拉卜楞寺给予他们的关照表示谢意。

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评析这两起事件的性质和是非,但至少可以肯定,拉卜楞寺在关乎国家安危的非常事件中,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倾一寺之力,给了国家有力的支持帮助。在战乱中,拉卜楞寺还收容安置了大量的回、汉族难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拉卜楞寺如此举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官方对拉卜楞寺所属部落武装的动用,采取的是特殊的“征调”方式,其中含有浓厚的“商借”色彩。“裹粮随征”的情形说明,该寺所属的部落武装并非朝廷所养之兵,所以官方只能商借而不能直接下令。其次,由于辖属关系,拉卜楞寺的出兵,还必须经过陕甘总督的批准。有了这种程序,拉卜楞寺方面便可师出有名。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该寺武装力量仅在汉、藏交界的土门关一带协同清军作战,并无远征之举。这就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拉卜楞寺出兵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藏区。第四,拉卜楞寺派遣的藏兵出关后,归河州镇节制。作为军事设置,河州镇的防地包括拉卜楞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域,因而由该镇指挥出关的藏兵,既名正言顺,又便于作战。

  综上所述,清代的拉卜楞寺同官方的联系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涉及面广,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军事诸方面。2、双方按具体事务所属的性质,分由不同的渠道进行接触和处理,并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联系网络。3、友好交往是其主流,嘉木样活佛的政治态度和清王朝的治边政策是双方关系的基础。4、拉卜楞寺视清朝中央政府为国家最高合法当局,并主动向其靠拢。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使清王朝达到了“因俗而治”的目的,加强了对当地蒙、藏诸部的统治,拉卜楞寺则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客观上,双方的行为又对稳定边陲、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拉卜楞寺还由此形成了与中央政府交好的传统。

  注释:

 ①《清史稿·职官志》。

  ②楚名善:《清代之治边制度与政策》,载《边政公论》1941年1卷,第2期。

 ③嘉木样二世:《嘉木样一世传》,藏文木刻版,第98页。

 ④《嘉木样二世传》,藏文木刻版,第76页。

  ⑤同上书,第85、173~174、196~213页。

  ⑥同上书,第99~113页。

  ⑦扎扎:《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95~97页。

  ⑧《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见注⑦,第250~252页。bbs.cqzg.cnx9p+o$U2R

  ⑩据清代杨应琚《西宁府新志》以及光绪年间编竣的《西宁府续志》所载,雍正三年至光绪四年间,西宁办事大臣凡63任,其中正都统、副都统衔即述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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